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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顶替的底层与被抽签的中产

刘远举 / 2020-7-28 11:38:29

前段时间高考冒名顶替现象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最热的话题。除了冒名顶替上学,还有冒名顶替退伍军人领工资的事。这些事情大多数发生在多年前一些县级市,四线城市。

客观的说,施害者也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权贵,因为他们的职位并不高。真的位高权重者,并不会采取这种手段,虽然能上大学,但却一辈子要用别人的名字,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但这也并不能说是一种底层之间的搏杀,因为一方明确拥有更强的权势,因为他们是当地权力网络之中的人。

这就指向了中国县城的社会特征。

冒名顶替操作,要涉及到很多人。并不大的权力就能连带这么多人,操作这样的事。这是因为这种勾结是紧密的,没人能够拒绝,而且相信参与了一定不会出事,一定兜得住。中国的县城,包括一些四五线小城市,都有一个非常稳定、封闭的、有着相互厉害关系的人际网,代代相传。在这种关系下,多人违法乱纪的事,就能维持,守口如瓶,风险就低。

这让人想到北大博士生冯军旗著名的论文《中县干部》,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县城比起北上广深,可谓另一个中国。自上而下的雷霆扫除腐败,到这一级已是江湖之远,强弩之末,裙带关系网会侵蚀法治,侵害百姓。

近几年来,这类事情少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系统的引入。管理学上有个原理,管理能力的提升,会使得管理宽度增加,管理层次减少。计算机系统极大的提高了管理能力,所以层级减少,一般不会由学校、镇、县设立,而是在市、省层面统一运作。这意味着权力被上级机关收回,替顶不再能在县、镇层面,通过操作纸质文件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技术发展削弱了中国的县域权力,也就削弱了县域政治家族的权力网络。高考中的顶替是一种基层权力对底层的侵害,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管理层级变得扁平化,权力上收,这种侵害不再存在了。

这种权力上收,一般都意味着公平性的增加。

记得有一次去火车站买票,那时还没有12306,当时的政策是一人限购一张车票。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却一次性的买了十来张,显然他与售票员是认识的。在那个时候只要认识一个售票员,就可以内外勾结,倒卖火车票。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2306上线,网络抢票成为新的购票方式。虽然还存在一些漏洞,但黄牛整体上消失了。撇开租值耗散问题不谈,无论如何相关的寻租减少了。12306系统是一个中央性机构,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基层火车票分配权,被集中到了北京铁总办公楼的几个房间的几个人手中。火车票的分配变得更加公平。

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其他公共领域。

在现在的生活中,电脑抽签是一个常用的分配稀缺公共资源的办法。车牌、学位、房子、门票,都用这个办法在分配。说不定以后还会用来分配疫苗。相比几乎层层堆叠的科层机构的权力下放模式,电脑派位相当于收权,更加公平一些。

比如以前,城市中要操作一个优质公办校的学位,可能找找校长,找找教导主任就可以完成。现在随着电脑排位,能接触到电脑系统的人,变得更少,层级也更高。虽然还存在各种内部渠道,但要求的层次,大大超过了教导主任这个级别。这意味着,电脑排位对于一般城市里没有关系的人来说会更加公平。

但是,这并非整个逻辑推导的终点。

抽签系统就像一个黑箱。如果有人质疑,只需回答“电脑抽的”,就能表达无可置疑的公平。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网上的抽签软件,很多都是可以在后台设置的。实际上任何电脑抽签系统都可以做到这个功能。这种功能在公司年会的奖品分配中,无伤大雅,但在学位、车牌的分配中,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无视的问题。

一个抽签系统,包括三个过程,规定样本、给样本编号,即给参与抽签的人编号;取得随机数来源;根据这个随机来源进行计算。

电脑抽签系统,是从系统中得到一个随机数,比如,从鼠标的位置、键盘的输入得到一个或者多个0-1之间的随机数,然后根据这个随机数,按照算法进行一系列的计算,最后得到抽签结果。

虽然这个过程,是可以审视代码,进行复核的,但对现有的系统来说,这是一个信任成本非常高的过程。比如,为什么随机数是0.428而不是0.873,当时抽取随机数的环境是什么,是否有人为干涉?这个环境是否被人为改动过?这些问题无法回答,所以抽签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不透明、没有解释、无法回溯,除了接受,别无他法。

这种状态并非无法改变。

首先,公布每个参与抽签的人的编号。

第二,采取新的随机数来源。生活中的随机数很多,未来某个时刻全球某些地方的天气参数;各大金融市场的汇率、股市、期货某个指数的小数点后几位;几大体育联赛的结果,都可以作为随机来源。

第三,公布算法的代码。

每个参与抽签的人,只需要下载算法,在网上找到规定的随机来源(机构可以代为收集并公布,实际上,会有很多人这样做,数据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自己在计算机上,得到抽签结果。不但可以得到自己的结果,也可以根据公布的编号,得到任何一个人的结果。这个抽签过程就是透明的、可回溯的,也是绝对公平的。之所以说绝对公平,是因为这些随机数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多个独立系统,没人能够控制,能够控制这些参数的人,那几乎是神级能力,是不屑于争抢几个车牌或者学位的。

这个方式,我称之为抽签的去中心化。即在权力扁平化,向上集中之后,再次变得去中心化,从而带来更高的透明度,更高的公平。在抽签大量的充斥于公共服务分配,乃至商业交易时,这是一种国家信用的基础设施,应该推广。

但技术能做到的,不等于一定会去做。技术带来的公平,有时候唾手可得,但却非常遥远。

比如,陈春秀是在学信网上,通过自己身份证查询,才发现自己被顶替。但现在学信网要求查询学历,还需输入毕业院校。显然,被顶替者无法知道顶替自己的人去了那所学校,如果试图逐一尝试,学信网却只提供五次错误机会。不过,后续有人说,这是正常操作,2019年也曾出现过,是为了防止黑客拖库,以及最近报名考试多,服务器压力过大。但无论如何,提供一个让人查实的渠道,在技术上唾手可得,也是学信网的责任。

学信网是教育部指定的学历查询唯一网站,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与公共性。在这一事件中,以及随后的查询需求中,学信网不能拒绝自己的公共责任。从更大范围看,目前的各种抽签系统,也有这种公共义务,即:通过去中心化,提供可追溯、可解释的随机来源与透明的算法。这只有这样,中产才能从逻辑上的“被抽签”变为“抽签”,从“rule by 抽签”,变为“rule of 抽签”,但是技术提供了某种可能,本身却无法自动的去达成这种可能。

刊于FT中文网 | 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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