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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与健壮:疫情之中的数据与观念

刘远举 / 2020-6-26 10:39:24

近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阶段。”

6月18日,全球向WHO报告了超过15万例新的新冠病毒患者病例,是迄今为止单日最多的病例。这些病例中几乎有一半来源于美洲,还有大量的病例来自南亚和中东地区。

美国多州陆续重启后,19日,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万,比上周明显反弹。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有8个州的日均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都创下新高。与此同时,巴西病例数首破百万,单日新增5万,日新增病例全球第一。而印度正在逐渐采取全面复工策略,提出与病毒共存的口号。

新冠疫情来袭,各国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政治等国情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在复工与严控之间的权衡,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供参考,没有标准答案。不过,科技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去找到最佳平衡点。新的数据科技能够帮助政府在经济与疫情之间进行更好的平衡。与呼吸机、疫苗类似,大数据、智能手机等新科技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健壮性。

在罗汉堂近期推出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项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迈克尔•斯宾塞与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授陈龙合作,将人流量作为经济的指标,与确诊人数翻倍天数结合在一起,给出了疫情经济可识别的特征和清晰的运行模式。

在猝然遭遇疫情之时,全球各国在群体免疫、封城停顿、复工保经济、停工保健康之间犹豫不决,反复摇摆。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经济状况与疫情的相互关系缺乏精确的掌握,即不能在长期与短期、理性与情绪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在此次疫情前,力有不逮。疫情的发展,是以天、周计算的,而平时常用的宏观经济活动指标,却往往是以月、季度来统计的,这个频度已经不足以充分的支持政府的决策。但宏观经济数据,自下而上,从采集到统计、分析,从基层到中央,需要的过程与时间,无法在短时间内缩短。所以在政府抗疫防疫与复苏经济的决策中,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及时性不再满足要求。

为了在病毒控制和经济复苏之间正确权衡,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的工具来衡量和监测全球疫情经济的演进。幸运的是,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的数据采集渠道,从中得到的大数据,可以缩短到每天的频次。这个数据,就是人流量。

首先,人流数据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反应当下经济活动,且每日进行更新的指标。PET的人流数据,源于谷歌的零售娱乐、食品医药商店以及工作场所的人流数据,苹果的驾驶、交易和行人等人流数据;以及高德地图和百度的基于位置的人流数据。其次,它属于内生性变量,既反映隔离政策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又体现出人们自发的、避险心理驱动下的主动选择。最后,它可以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在长期内GDP变化的显著差异。此外,经济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流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PET系统显示了对现实的洞见。它支持了政府在早期全力介入,实施更严格的隔离措施,一个国家越能果断而迅速的采取控制疫情的措施,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和健康代价都会更小。这个系统把疫情经济分为:(早期预警和)准备期、(危机)应对期、低谷期、恢复期、疫苗期。虽然在应对期,更严格的措施会导致经济活动下滑更加严重,但却能有更短的低谷期、恢复期也较快。由于在低谷期停留时间段,总体经济损失会更小。

到目前为止,数据给出的结论,能帮助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更好地了解疫情经济演进的模式,各个阶段面临的权衡取舍,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各种信息科技采集数据,支持决策,属于科技提供的健壮性。不过,新的数据科技,也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脆弱性。这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总结说:“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并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施“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是否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个可以留待争论。但中国历史上对“数目字”的重视程度的确不能与近代西方比,所以,可供“统计”或“计算”的史料并不很多,而如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早已建立在数据管理之上。如今,疫情对数据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刺激的相关的数据收集。不过,并非所有数据,都像人流量数据这样,是整体性的,数据涉及到个体时,会产生新的问题。

基于高科技的疫情数据,对于流行病学调查的帮助很大。6月1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新的感染病例,北京相关措施骤然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健康码的对出行数据的收集,极大的强化了流行病学调查的能力。

对于这种能力的需求,西方社会也有自己的办法。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打破隔阂,合作开发一个追踪新冠病毒传播的系统,以此帮助政府和卫生机构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这个接触者追踪系统,安装在手机中,运用蓝牙技术追踪不同手机间的距离,每隔5分钟获取附近手机的信号,并将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存储在数据库中。如果一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可以告诉该应用程序自己被感染,系统将搜寻过去14天定位资料,判断是否有密切且长时间接触的人,并通知他们。

该计划可能覆盖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接触”的数据的收集。苹果和谷歌强调了自己对隐私的重视,表示不会允许政府或第三方插手获取个人信息,并且该项目所有的数据会在新冠肺炎终结时被销毁。尽管如此,这项技术还是引发了争议。

这背后当然是观念、习俗在起作用。某种程度上,大数据、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数据科技似乎给防疫抗疫带来了健壮性,却给隐私带来了脆弱性。不过,保卫人们的权利,最根本的健壮性还是源于观念,在于个体,在技术前面固步自封,从来不是一个可长期持续的办法。

这是因为从长期看,需求、收益等驱动,会潜移默化的改变意识。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近日接受了记者采访时,记者问,疫情发生以来,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公众戴口罩的建议前后矛盾,先是建议不戴,现在又建议戴。福奇解释说:“当时担心个人防护设备短缺,包括N95口罩和医用口罩,政府不希望医护人员缺少所需的装备,担心(公众都佩戴口罩)会占用真正需要口罩人员的配额。而现在有了更多的口罩,所以,自然建议民众戴。

口罩戴与不戴,最初似乎是个观念问题,但最终,其实仍然是收益与成本的问题。在数据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如果疫情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这种迫切的需求一直存在,那么对于数据的观念,会被潜移默化的改变吗?

刊于FT中文网 |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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