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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有利于解决疫情造成的“摩擦性失业”

刘远举 / 2020-5-22 17:00:59

5月21日,全国两会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但却是提到“就业”最多的一次——约10556字的报告里,38次提到“就业”。

疫情之中,很多行业受到严重影响,餐馆关门了,影视行业停顿了,培训行业关闭了,失业成为不少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一些行业也爆发性增长,比如外卖行业,对骑手的需求大增。此消彼长之下,很多人不等不靠,依靠自己在市场中努力自救,不少白领、瑜伽培训师、群众演员做起了外卖骑手。在有着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浙江横店,新注册饿了么外卖骑手的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其中,有超七成来自群演行业。还有些人在家办公之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做起了各种生意,要么卖货,要么接设计、作图等任务。

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劳动力快速转化,快速匹配,建立新的、灵活的合作关系的零工经济,对于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有重要意义。

零工一直是就业的形式之一,以往在互联网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由于交易成本的限制,规模不大。现在,有了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之后,零工经济的规模飞速扩大。从以脑力创造性为主的“威客”模式,到劳动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网约车、外卖配送模式,零工经济在不同技能层次的劳动力人群中均起到了稳定就业的作用。在疫情之中,随着摩擦性因素的加大,零工经济的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疫情中的失业,是典型的摩擦性失业。

所谓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市场调整,使得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造成的失业。这些人并不缺乏技能与工作经验,但寻找适合的工作需要时间。在市场经济中,一定数量的摩擦性失业是正常的。比如,高校毕业生、年轻人跳槽后的失业等等。

某种程度上看,疫情这一经济体系的外在因素,在短期内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急剧变化,使得原来的很多均衡结构被打破,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摩擦性因素,而非结构性因素。疫情虽然抑制了很多行业,但同样也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快速、灵活的转产、转岗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高效的办法。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各种协调。如果协调不好,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就会阻碍劳动力在行业之中流动,从而造成摩擦性失业。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有着发达的互联网,各大新经济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高效调配资源,避免摩擦性失业的作用。比如,前段时间,西贝员工转岗到盒马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还产生了共享员工的概念。从更大范围看,以饿了么、达达跑腿为代表的零工经济以其灵活的特征,能在短时期内迅速调配多个行业的劳动力转向,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成为就业缓冲阀、帮助保持经济稳定。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疫情冲击下,比其他国家保持了更稳定的就业。

零工经济中的多样化,体现了零工经济稳定就业的作用。根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开始加入到骑手这个行业中,骑手学历呈现逐渐走高的趋势。

所以,摩擦性失业概念是传统的、典型的,但其在中国的解决,受益于新经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体现的是市场在技术的赋能下,在调配资源方面的高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疫情是一个大的摩擦性因素,但如果处理不好,也有从摩擦性变为结构性的可能。某种程度上,“六稳”“六保”工作的目的正在于此,“六保”之中,保居民就业首当其中,而零工经济,在解决疫情造成的摩擦性失业方面,有针对性,能高效的发挥作用。从更大层面看,不但在就业方面,从实体零售到外卖电商,从实体娱乐到网上娱乐,互联网都起到了快速重新调配要素的作用,有助于避免疫情造成的短期摩擦性停滞,变为长期的经济下滑。

刊于《经济观察报》 |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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