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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芯片与火星——中国人的市场观与创新观

刘远举 / 2019-9-5 10:29:42

人工智能大会上,马云与马斯克的会谈,普遍的评价是,马斯克是做脚踏实地技术的,马云说的比较空。还有人说,马斯克给马云上了一课。两人的评价,孰高孰低并不重要,不过,舆论却揭示出一些深层次的、更深刻的东西。反映出来的评价者的价值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喝的什么奶的问题。

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生意?

首先,虽然都是企业家,马斯克和马云的生意的特征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人设。不管是特斯拉、spacex、还是星链、人脑接口,这些生意,需要马斯克更像一个技术极客。而阿里虽有罗汉堂这样的机构,也有技术研发,但总体上是把科技应用到现实的公司,“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乡村教师代言人”,这些都是很接地气的。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场合,本来就是一个仰望星空,星辰大海的场合,所以,马斯克会更受欢迎。

不管是在探索太空,还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方面,这些领域的主流专家,都没有马斯克那么狂热、激进。全球太空事业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停滞了,就是因为没有实际用处。至于超越人的人工智能,只要聊聊老祖宗定下的标准:图灵实验,就能把天聊死——因为差的太远。而且,人类对大脑产生智能、意识的机制,说是一无所知都并不夸张,就连从哲学上都说不清楚。而人类的仿生史,都是先搞懂原理才能超越,没有空气动力学,没有流体力学,是不可能有现代飞机、潜艇的。在没有搞清楚原理的情况下,谈全面超越,就是忽悠。马斯克明白这一点,但他需要更激进的观点来维持整个生意。

撇开技术极客的身份,再来看两人的企业。当年Paypal被ebay收购,马斯克占10%左右的股份,拿到1亿多美元,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系列创业。特斯拉有很多政府补贴,spacex,星链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这些生意的本质是面向投资人、政府的,而且,不管是特斯拉、spacex、还是星链,模式还未最终跑通,也就是说成败未定。相比之下,支付宝、淘宝是直面市场的生意,面向C端的生意更难,而且做成了。但是,中国人喜欢有“有形技术的生意”。

对生意类型的偏好源于中国人的市场观

网上流行一篇假借“英国爵士“的文章,英国爵士说,英国人分分钟可以搞电商,但就是不搞,是因为为了保护实体经济。且不说,电商卖货、物流,都是实体。淘宝这样的体系,是英国政府想搞就能搞的吗?显然不是。别说英国政府,有如此大体量的美国也很难搞出这样的一个体系。当然,这有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禀赋因素。比如,美国邮购发达、信用卡支付发达,都限制了网购与电子支付。但无论如何,打造这样一个体系,非常不容易。

前段时间,批准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了。国际金融中心是批准就能得到的吗?海洋法系、廉政、资本账户的自由程度、乃至国际化人才,乃至全球的观念,都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市场的复杂性。但是,就像很多人赞同“英国爵士”的“只要批准,英国人就可以搞电商平台”,很多人也在为深圳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欢呼,房价又能涨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市场观,官本位的市场观。

轻视市场,不知市场的复杂性,自然就会动不动就干预。最近,猪肉涨得厉害,养殖市场受到干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猪瘟,想要修复,并不容易。这样的例子很多,清理低级产业与人口,北京回收垃圾的人都跑了,北京垃圾在1年之内,从600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因为大量可回收的垃圾没人收了。

对市场的看法的另一面,就是对企业家才能的看法。

中国人其实是不认企业家才能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东西对应的是一个关键东西:剩余价值。在西方经济学中,剩余价值,被解释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那么,剩余价值是对的,企业家才能就必须是错的。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改革,但是,从根本上,企业家才能,在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正式的认可,属于改革中“不争论”的那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改革中,必然会反复出现,影响到改革本身。比如,会产生对市场、企业家的错误认识。

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商业、金融业,这些都属于剥削,不创造价值,只有种粮食、机器、烟囱才是生产。企业家调配资源的才能,因为其成果是无形的、商业的、金融的,所以,在中国的理论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作为这种理论体系的产物——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是没有企业家才能的位置的。

在中国,对企业家的尊崇,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者对强者的崇拜,而不是理性的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这些理论体系。中国人只是因为企业家这个群体有钱而尊崇他们,叫爸爸,但并不认为这个群体真正的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这会进而导致对技术创新的误解。

猪肉、芯片与火星

既然企业家才能无价值,作为结果的淘宝,自然比不上space—x,因为Space-x是有形的技术。所以,有人会说,马斯克是“踏踏实实做创新,做技术”的,而马云只是一个商人。所以,当马斯克用极客身份与马云对谈,在中国就能获得很大的道德优势。而任正非的地位,实际上,也不是因为做出了华为这个品牌,因为企业家才能,而是因为华为有“有形的技术”。

中国人的观念重星辰大海,轻柴米油盐。觉得只有神舟飞船、航母、芯片才能体现国家技术,才能叫做创新,至于支付宝、盒马、电商,把猪肉价格搞便宜,对于这些东西,中国人其实是瞧不上的,不认为能称之为创新。

这种观点当然是错的。

把淘宝天猫取消掉,用供销社代替;把盒马鲜生取消的,用公共食堂代替,把这些看起来只和吃喝拉撒相关的不必要项取消掉,中国人就能全心全意搞大工程,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创新就能搞上去吗?

真正有核心科技的人,没有舆论这样狂热。前段时间,任正非出来为民族情绪降温。比尔盖茨,有核心技术,但退休之后,一直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治HIV、肺结核、疟疾,给穷人提供电脑、图书等等。

在很多国家中,做这样的事是更高级的,因为那些国家中的政治议题无非就是就业、福利、物价、公平,但中国人的公共议题却是芯片、火星。在其他国家,解决猪肉问题,比解决火星问题,道德地位更高,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

讽刺的是,那些让中国人羡慕的有核心技术的国家,从政治家到民众,关心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如何创新,而是就业、福利、平等、自由这些话题。就像我们看到人民素质很高的国家,都不是警察权力很大的国家,而是法治国家。

道理很简单,有了后者,才会有前者。

中国式补贴创新

不过,中国人不这样认为。所以,中国人解决芯片、火星问题的路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斯克虽然靠政府补贴,靠风投,但仍然是市场化的,终究是投资者自己的钱。但中国人要追赶,路径就是用税烧出来。

倪光南的助手梁宁曾说,“中国有了新四大发明。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操作系统”。这里当然做了价值判断,分了高下。她给出的方案是:“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元,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2014年,倪光南推动移动操作系统,梁宁和腾讯谈,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上。腾讯没回应。梁宁的评价是:“有篇文章叫《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指望每个季度得发财报支撑股价的上市公司?别扯了。”

这里谴责的、批评的、瞧不上的对象,其实是市场机制。认为市场无法创新,只有政府才大规模的补贴、撒钱,然后才能有核心技术。在这个过程,不问纳税人的钱,不问本该用在白血病患儿身上的钱,是否用在了打磨芯片上,是否用在了建方舟大厦上?

这种观念在中国很有市场。

两个人,一个人做出一个全球性大品牌、大企业;另一个人,主张要做独立自主创新,用纳税人的钱做芯片但失败了。换个角度看,前者赚钱交税,钱用来救急性白血病儿童,后者说,这些钱应该用来干大事,用于CPU研发。在中国,后者会更具道德优势,广受赞誉,前者会被瞧不起,甚至被骂汉奸。

这是多么的荒谬啊。

这又是多么好的人民啊。不收割一下,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每年1000亿,就能在生态位已经被牢牢占住的x86体系、或者手机操作系统体系中建立出另一套可自我持续发展的生态吗?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持续的补贴,然后,持续的靠财政的钱发财。中国人搞电动汽车,网上随便找个例子“知豆D2,从国家财政拿走了25亿!每辆车补贴11万元人民币”。还有2016年的骗补门,不了了之。另外,芯片也是一个骗补的热门领域。

星辰大海这些大项目,是激动人心的,但很多人忽略了的是,个体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最近,我表妹给我说,医保里面的进口癌症药没有了,进口癌症药的确进医保了,但医院就是开不出来。原因很简单,没钱、医保压医院、医院就不给病人药。

对待猪肉与火星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每个个体的主体性问题:如何看待自己,与如何看待火星、芯片,是息息相关的。

刘慈欣的小说《排险者》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原始人开始好奇的仰望星空的时候,离技术文明,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补充一下,而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是仰望星空的同时,不忘环顾四周,看见自己困顿中的同胞。

从李鸿章到班农

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这新四大发明红极一时,但突然之间,又觉得拿不出手,觉得是在忽悠,不再宣传。其实这都是错的。新四大发明并不是硬核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这仍然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新四大发明源于市场创新,它与美国人的CPU、F35战斗机是同源的。

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明白新四大发明的真正意义:高铁、扫码、共享单车、网购,不是大国的星辰大海,但是却是一个满足人民需求的发明,是市场的结晶,也反映了国力的提升,而只有一直尊崇市场,才能最终得到更多的创新。

但是,因为它们主要是满足人民需求,所以很多人觉得它们是忽悠。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观念——瞧不起新四大发明,本质是轻视市场,轻视自己。

所以,正确的说法,不是中国有四大发明多么的实力雄厚,也不是中国有新四大发明,但没有操作系统。正确的说法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所以有了新四大发明,坚持市场化,深化改革,加大开放,相信竞争,中国就会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其实,任正非就是这样说的,华为也是这样做的。班农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窃取了市场的结晶——创新。撇开他的指控,他认为创新源于市场,这美国的核心制度。

但是,中国人喜欢核心技术,但却轻视核心制度。打着创新的旗,却在贬低市场的价值,推崇举国体制。能从中发财的人,当然会这样说,但很多人也被绕进去了。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李鸿章是个“中体西用”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这相当于是在说“缺乏核心科技”,但有制度自信。但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一系列历史事件之后,李鸿章对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70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所以70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中国这40年的发展,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却人人轻视市场,高呼核心科技,仰望星空,嫌弃市场太过现实。热捧马斯克而瞧不上马云。

《三体》里曾经有一句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要明白一个道理:“给中国人以创新,而不是给创新以中国人”。

中国过去40年做得很好,我们要继续相信市场,继续前进,不倒退,继续相信市场、相信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创新、核心技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只有放弃所谓的硬核核心科技迷思,真正认可企业家才能,真正明白商业创新的价值,认可产生这种创新的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核心科技创新。

刊于FT中文网|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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