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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历程与前景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给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带来了深刻变化,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距人民币成为真正国际化的货币,中国仍任重道远。中美贸易战对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话题和重要事件,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的发展途径,并试图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2019年6月28日,在第146期【鸿儒论道】上,现任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博士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历程与前景进行了分析。

夏乐首先剖析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初衷与背景,指出中国在08-09年时处于经常项目下“双顺差”、外汇储备多和货币地位低的情况下,虽然贸易大国的货币不一定要成为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政府主动在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背景下推动的,对此,夏乐提出了三种解释:其一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可能倍受批评,其二是国内人口老龄化压力巨大,人民币国际化是未雨绸缪,其三在于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或许可以倒逼国内金融改革。

为此,人民币国际化采取的举措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签署更多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通过这些举措,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比重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加入SDR等等。

但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就止步不前。在夏乐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金融改革次序未予以足够重视,他指出,汇率是目前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因素。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夏乐贸易战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未必是非常差的消息,从短期看,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而道IMF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持有非常正面的评价。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长期是贸易平衡国家,这个情况下就不面临特里芬难题,同时,中国目前更加开放的态度可能会加大国内的金融体系改革,在全球供应链断裂和分叉不可避免的背景下,很多东西开始本土化,中国就有更多的理由在贸易中采用本国货币结算,这个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好的消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助手陈达飞,国海证券研究所宏观组组长樊磊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王永钦从理论出发,指出了制度对不同金融合约的影响,其中,股票对制度要求最高,债券最低,其他金融合约介于两者之间。货币可以看作一个国家的股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开始以国家信用、国债、大宗商品等做抵押品,高价值的抵押品推动了美元的升值,归根到底,金融是一种国家能力,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元特权的表现。大国的竞争最终表现为金融的竞争,贸易是表相,如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话,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会受影响,由此又涉及到主导货币的问题,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目前的国债量太少了,而且占GDP的比重也非常的低,这个对中国很不利。

陈达飞从贸易大国的货币国际化经验出发,指出“双顺差”其实是统计现象,只要国内有政策空间缓冲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可以驾驭好浮动汇率制的。但从各种指标来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展很小,为什么?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重要的是别人做错了什么。反观美元的强势,既有美国经济的硬实力的背书,也有其制度文化的软实力的支撑,再加上其在位优势,美元化产生的网络外部性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任何一种新货币想要切分蛋糕都变得困难。近期Libra的发行,虽然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冲击,但中国采取的短板监管却最大化了全社会的成本。总的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必定是缓慢的。

樊磊从战略安全的角度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在于避免明显的货币错配,但特里芬困境是不是货币国际化的根本性的障碍,国际货币的三大功能——交易的工具、储藏的手段和价值的尺度是由浅到深的,越往高层次走,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差距就越大,背后是法律、体制等方面的整体不足。但单就技术角度而言,樊磊建议中国可以作为大宗购买者和区域实力强者来推广人民币的国际化。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几位专家还与参会者探讨了国际主导货币更替、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选择、国债扩容障碍等问题。

【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整理:陈金枝,h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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