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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改革何去何从

今年2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高层强调,关于金融服务供给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受到业内普遍关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提出?目的是什么?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哪些?这都是困扰市场参与者的一系列问题。


2019年3月28日,在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42期【鸿儒论道】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刘晓春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不应该只是增加融资额、增加金融机构,即所谓的数量型金融供给,而应该是提供更有效的质量型金融供给。这个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更前端,不是资金的供给,是对资金供给的供给。融资额、金融机构建设、金融产品创新,这些都只是金融供给的末端。金融的供给侧,更重要的应该是市场环境的建设、监管环境的建设。

他强调要重新认识市场。法治的、有序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没有法治、没有秩序的市场,是一个寻租的市场、腐败滋生的市场,由于竞争的不公平,资源的配置当然不会有效。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法治化的市场是根本。

他指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是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政策的改革。

首先在理念上,要对监管有科学的认识。金融监管部门不是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领导和主管,不对金融业发展直接负责,没有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等职能,也没有宏观调控的直接职能,因此,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类金融监管的职能明确下来。

其次在明确金融监管职能的基础上,同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关系。监管政策要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一般应该以引导性政策来体现,而不应该直接成为监管政策。二是宏观调控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监管政策具规则性,虽然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有调整,但一般不应该随经济的波动而变动。三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监管者是一个监管职能部门,而不是被监管者的领导者。监管者应该有明确的监管边界。被监管者应当在合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包括业务战略的选择、客户战略的选择等。

再次,金融监管方式的改革。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基本上是沿用原有对银行的监管方式,简单、直接,或者说比较粗放。单纯沿用以前单一银行市场情况下对银行机构和业务的监管方式,缺乏对市场运行规律的研究,对监管政策和监管方式的跨市场影响认识不充分,有时会造成在遏制一种风险的同时引发另一种风险。

最后他总结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载体是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都是通过市场来服务实体经济的。所以,如何建设市场和开放市场,比研究如何让金融机构把钱送到实体经济手上更重要、更有效。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邵宇,前万达商管资管中心副总经理韩毓祥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邵宇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中小银行精耕细作,不要盲目扩张。未来的中国经济主要靠创新,靠新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中国经济GNP。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过去和将来都是创新的主力军。企业必须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依靠技术和产品创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应成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主流融资渠道,通过市场的博弈,决定企业的优胜劣汰,形成良好的生态,这才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韩毓祥补充道,目前各种形式的放债,基本是以抵押物为衡量标准,这种思路没有解决风险分散的问题,反而将风险集中了,也与多年的金融改革背道而驰。以抵押物为基础的信用资产存在很大的问题,它与信贷金融相背离,信贷金融以资产的现金流或利润等一系列作为抵押物基本信用来源,而现在常见的最大的抵押物是不动产,这些作为信用来源的基础资产,升息能力都不够强。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主持。几位专家还与现场参会者就国资改革、地方债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本次【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别支持的公益论坛。论坛双周定期举行,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编辑:任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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