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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陆铭:冬奥会为何选择张家口?要看投资的后续利用价值

如何看待人口流出?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一个国家总人口给定的时候,人口流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它在经济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类的技术、制度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一个时代是靠马车来做运输、靠火车来做运输,还是靠轮船来做运输,这个技术的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还有制度的影响,中国经济如果要是封闭经济,不做国际贸易,那东北经济会非常好,因为东北有中国当年最好的基础设施,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投入。如果中国经济搞开放,长三角、珠三角有中国最好的内河航运加上海运的条件,而东北有大量的港口冬天是要结冰的。制度变化导致各个地方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的优势完全不一样,其实人口的流出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地区人口流入,在这个国家内部人力资源空间上再配置,也是反映了各个地区在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变化。这是地理结合制度的综合变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大量向少数地区集中,对区域间平衡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大家总觉得集聚带来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但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都可以告诉大家,空间上的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可以伴随着人均的GDP差距缩小的。

东北制造业曾经很强,现在东北逐渐发生了变化,放在全国来看,它的比较优势成了农业加上旅游、自然资源,对于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产业,如果GDP总量增长空间有限,是不是人少一点,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澄清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

政府该干什么?

市场会引导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那么政府该干什么?我认为政府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帮助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找到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东北的重工业在相对萎缩,但旅游在兴起,东北大农场成为中国的粮仓,那么政府就要与产业相配合投入基础设施。

第二是公共品的提供,像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品都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萎缩,市场力量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源,那么政府可以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除了医疗、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量以外,我认为还要重视文化的保护。比如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民间工艺,我觉得政府去做文化保护,大家没太大的争议。但问题是,如果要增加公共品的提供,恐怕到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公平和效率的冲突。

我们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设深山老林住着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百岁了,我们要不要修一条公路到她家门口,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完全追求公平公正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YES。如果你是关注效率的人,你可能就考虑,一百岁老太太,路通到门口的时候,不久可能就要去世了,修路的钱是大家分摊的,这就涉及到要不要投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的问题。当然在我讲的例子可能也许比较容易得到共识,一个一百岁老太太,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会说不必修路了,直接给她其他方面的关爱。但如果是两个99岁老太太,100个90岁老太太,1000个80岁老太太呢?随着年龄的下降、老人数量的增加,可能大家对我讲的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家的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支撑大量在收缩城市投资的这些事,恐怕就是基于一种认识: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投资去修一条路,支持一个独居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一百岁的老太太。我们几乎是不计代价地要实现所谓的公平价值观,而这件事的成本是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承担的。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在一件事上做过了头,就必然在另一件事上做得不够,比如在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短缺。注意,我不是要讨论要不要投资于人口流出地,而是要讨论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如果把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怎么样?当然,我完全同意,如果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对伊春发展产生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冬奥会放在张家口办。如果放在张家口办,对冬奥会所做的投资是日后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北京及周边的人去张家口滑雪,如果放在伊春办,我们要讨论一些设施有没有后续的利用价值,如果也有后续利用价值,那放在张家口和放在伊春办没有差别。否则,为什么不放在张家口?即使对于伊春人来说,也可以到张家口的冰雪产业就业。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仅仅为了短期里去支持“当地”的发展吗?为了提高“人”的福利水平,是不是也可以让欠发达地区的人迁出到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

有一些投资可能面临效率和公平的冲突,但有一些投资可能就不面临这样的冲突。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判据,第一个是比较优势,是否在伊春建冬奥会场馆的例子里,本身已经包含这个涵义,如果在欠发达地方进行公共投资,正好和这个地方潜在比较优势是吻合的,那么这种投资对公平和效率是兼顾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判据是你投资在物上还是投资在人上,如果投资投在人上,哪怕短期是有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但如果促进这个地方人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等他长大以后,人力资本是可移动的,人力资本一动就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最大回报,其实也就实现了公平和效率兼顾。

但我们现在大量在欠发达地区(收缩地区)的投资,恐怕既没有具备长期比较优势的可能性,投的方向还不是人,而是物,是以新城、基础设施、广场这样形式存在的不动产,这种投资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且给地方政府以及整个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这不是公共政策想要的结果。

本文为陆铭教授在第140期鸿儒论道的评议发言,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第一财经 |  20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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