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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当前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走过了近50个年头。相比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当前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口增速大幅放缓,生育水平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的中国生育水平经过短暂回升后依旧低迷,除了2016年出生人口相对2015年增加131万人之外,2017年和2018年的年度出生人口相对上一年度均为不升反降。中国人口现实与变化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人口未来趋势以及超低生育率、过快老龄化等问题的担忧和关注。

2019年2月27日,在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39期【鸿儒论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室主任、研究员王广州博士对当前及未来中国人口形势和变化规律进行了科学研判。


王广州指出,人口是经济社会中最基础的变量,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未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估算,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目前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1)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2)当前中国的总人口到底有多少;(3)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到底有多快。针对这三个问题,王广州进行了科学研判。

王广州的团队采用了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和孩次递进人口等预测方法,以全国人口普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推算和分析得出,2016年和2017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公布的结果更加接近,2006-2016年国家统计局直接调查的结果稳定在1.48以内。

王广州总结了过去10多年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化,认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特别是对稳定二孩生育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了0.3-0.4左右,对应的政策新增二孩人口在300-415万左右。然而,尽管“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提升了二孩生育率,但由于一孩生育率下降和整体预期终身生育水平偏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这一新特点是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需要认真的研究和高度的警惕,一孩终身生育率下降不仅预示低生育水平的特征没有因为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根本变化,“低生育陷阱”问题日益突出的变化趋势没有发生变化。

针对热议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王广州团队对不同生育参数条件下的总人口进行了分析,通过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数据模拟结果可见,即便是以很低的总和生育率等参数模拟,中国总人口2018年负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且2018年全国总人口小于等于12.8亿的可能性极小,总人口在13.638亿以上的可能性更大。

王广州认为根据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基于年龄-孩次递进预测模型对中国人口进行预测,如果当前人口政策长期不变,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会快速进入人口负增长通道并将长期持续人口负增长,即人口负增长的起始年份大致在2026-2027年前后。无论是否完全取消生育限制,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14.2亿及以内,达到或超过14.3亿的可能性很小。伴随人口负增长,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将下降到1100万以内,比目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达到峰值之后,中国总人口规模将进入快速持续下降过程,无论是否取消生育限制,2050年总人口规模将比峰值人口减少1亿左右。

他最后总结道,中国人口大势已定,低生育的特征不会改变,育龄人群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出生规模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快速老龄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亚洲成长研究所教授、研究部长戴二彪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梁中堂认同王广州的判断,他强调即使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即使老龄化来得很快,也不能鼓励生育,不能主张积极性的计划生育。生育是每一个家庭的事情,政府不应该干预,应该归还人民群众的自由生育权,自由生育好。

王桂新从“人口转变”维度进行了补充,他指出人的生育水平、死亡和人口增长是分阶段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生活条件的变化,世界人口的增长大体经历了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和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三阶段。中国是在社会生产力在客观上还没有发展到使群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自发转变之前,通过国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自觉控制人口增长,实施干预,促成人口转变。建国前中国的人口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建国后是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如果不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基本上也符合人口转变规律,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有效实行,使出生率下降时间提前了。

戴二彪指出,在6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为应对贸易摩擦,不断扩大内需,但并没有做好,直接原因是没有把握好人口动向,八九十年代日本生育已经快速下降得非常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应对少子高龄化的人口状况,安倍晋三推行了很多政策,但也只能维持1%的增长。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主持。几位专家还与现场参会者就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养老投资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编辑:任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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