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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钩沉:未来藏在过去70年历史细节中

于杰 / 2019-1-7 18:26:04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始终萦绕着市场,影响着投资者情绪,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梳理、回顾过去近70年的中美经贸关系历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关系的重要性,从而作出更理性的决策。

1949年,虽然时任美国国务卿迪恩.爱奇森(Dean Acheson)主导编写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表明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向,但作为冷战、马歇尔计划及北约最重要设计者之一,他在1953年卸任前仍希望日本继续维系同中国新政权的贸易往来,从而避免中国因贸易问题加速向苏联靠拢,增强后者的实力。这一想法也反映了冷战鼻祖乔治·凯南的考虑。

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从经济、贸易上遏制中国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将日本视为其在亚洲的桥头堡,前者在诸多国际组织中俨然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控股股东,不顾英国等盟友国家的反对,竭力推动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其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员国,尽管日本并不满足这些组织的入门条件。美国提携日本的一个要求便是终止其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历史开启了新的进程。

1979年3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代表总统卡特先生到中国参加美驻华使馆的开馆仪式(二战期间,布氏为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躲在上海生活了8年,1947年到了美国)。邓小平此间接见了他,在会见时,布卢门撒尔提出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处理美国资产给后者造成损失的补偿问题,邓小平非常爽快地答应解决。两天后,这个此前拖延数月的问题迎刃而解。邓小平对布卢门撒尔说,中国要发展就得融入世界经济,同美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是其中一个步骤,“我们也想同你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开展贸易,不过我们不会让步。但我们同(美国)可以达成一个协议”。历史有了新篇章。

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前半期,中国还在学习如何开放、如何参与世界经济体系。1984年国庆节前,卸任的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同中国时任总理赵紫阳先生会面。后者对油价涨跌、拉美债务危机及西方国家高利率等问题了然于胸,同时意识到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他对此有些担心:“苏联经济也陷入停滞。但我怀疑这种形势到底是世界经济衰退导致的还是其自身军费过度开支和僵化的计划体制造成的。苏联的外贸总量也没多少,苏联的物价基本上完全与国际市场无关。”“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准备对外开放,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中国希望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犯过的错误。许多发展中国家借了很多外债发展加工业,希望通过出口产品来还债。如今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国际市场不要他们的产品了。中国也需要资金来开发资源,但在接受资金时中国会谨慎处理,同时将密切关注确保进出口平衡。” 期间,中国着手准备“复关”谈判,虽然美国对中国这一举动表示欢迎,但双方发现,谈判的难点不止在中国的高关税、市场主体性质等问题上,对很多概念的理解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谈判也在1980年代晚期中止。

虽然80年代的中美间也有配额和最惠国的讨论,但后一个问题显然在1990年代更令世人瞩目。原因除了国际政治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从短缺转入过剩,面临着市场、技术和资金等诸多问题。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加工业,在90年代遇到了如“限产压锭”这样的去产能政策调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供给侧”改革。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市场决定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方面是货币对外价值的“一价”姿态,也是开发国际市场的努力,当然也给后续市场化的货币传导机制埋下了伏笔。中国开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代。在此背景下,“复关”及其后的“入世”谈判成为政策及商界的热门话题,谈判的主要对象是美国。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恰好赶上接续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此前应付通货膨胀的决策者遇到了通货紧缩的难题,开发和利用国际市场迫在眉睫。时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顶住压力,力推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他在“入世”前访问华盛顿时说:“中国要加入WTO,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作出让步是不行的。”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了说服其国会议员同意中国加入WTO,也给出了他的理由:中国将降低关税、开放市场,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解决更多的美国就业、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以及美国政商界看重的经济之外的其它好处。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2002年12月,时任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通过推动出口、人民币盯住美元和国内通货紧缩,向全球输出通缩。”他因此建议人民币升值。这是西方官员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首次公开就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出口政策发表意见。随后美国的官方及研究机构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质疑。当时,中国国内以类“广场协议”的阴谋回应这些声音。2004年——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及时任财政部长斯诺也提出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其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步、有序升值。除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有限几个年份外,中国的对外出口、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和顺差稳步增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直至2014年。这一路径同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日本、西德模式并无二致。

奥巴马当选总统及连任之后,多次公开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升值,且多次敦促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便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税、要求人民币升值。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争端,两国对部分商品互加关税。

1999年,在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谈判处于胶着期时,曾担任里根政府贸易谈判副代表的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纽约时报》撰文——“美国终将后悔的一项交易”,反对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莱特希泽为新任贸易谈判代表。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会议上达成共识,利用90天的时间就美方关心的关键问题进行谈判,根据谈判结果决定是否再行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美方的谈判主责者是莱特希泽。

2018年12月是中国加入WTO17周年。此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国,根据统计,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某些时段甚至超出了中国的顺差总额。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没有制度性改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离不开对外贸易,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需要保持顺差和储备的稳定。

原文刊于《华夏时报》 | 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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