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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企吃“定心丸”需要更多的价值理性

刘远举 / 2018-12-25 10:43:44

即将过去的2018年,可谓波澜起伏的一年,对很多企业与企业家而言,更是如此。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持续运行,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崛起,舆论成为这一年中,企业的一个关键外部环境,而许多企业在舆论中的处境很尴尬。

由此,在政治生态、国际环境、舆论环境、社会认同等诸多因素之下,中国企业走过了微妙而复杂的2018

在进入2018年的前三天,也就是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顾雏军案。

中国社会习惯于观察高层信号。在中国民间投资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强调加强民企产权保护,重审顾雏军案起到了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信号作用。

2018年可谓中国民营企业的开门红。

不过,到这一年2月,一篇《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引发了一些议论。而真正引发轩然大波的,则是9月中旬,一篇名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在中国舆论场刷屏。“离场”二字,让人想到了公私合营。

虽然,其间在3月份全国两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参加山西代表团的讨论时就说,“营商环境关键是在透明法治下保护好产权,保护产权必须充分,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小打小闹的事儿都可以再说,但根本的事儿一定要做到。”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舆论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疑虑、不安,暗流涌动。

回顾中国整个经济史,不难发现,私营经济,是我们在付出各种代价之后,做出的历史的必然选择。

1978年,中国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给了中国人经济自由,也释放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向往美好生活的欲望。

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离不开民营经济。

从数据来看,当下的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

如果说国营经济有着产业链、资金、牌照的优势,更在于做大做强,那么,民营经济则能充分体现中国人的企业家才能,应对各种市场变动,体现效率,并通过优势互补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壮大。

强行让“私营经济离场”,可能会造成整个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低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也是不懂中国经济之论。

由此,不难理解2个月后,这一股思潮得到了高规格的回应。11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他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定心丸一出,可谓拨云见日。

讲话之后,各个部委立刻行动起来。11月11日,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主要围绕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拓展公共法律服务、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等4个方面20项具体措施。

意见指出,要防止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采取“一刀切”等简单粗暴做法,对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一般违法行为,要审慎研究、妥善处理,不能一味处罚、一罚了事,坚决避免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

简而言之,不要轻易动企业。这当然是对的,毕竟一个企业背后,除了企业内部的生计与饭碗,还牵涉到上下游的供应商,在法律范围内慎重,本是法治环境的题中应有之意。

司法部的意见还指出,要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入”原则。不过,在这一年中,滴滴的感受却并非如此。

一直以来,在网约车领域,户籍、车轴等法律以外的限制,一直存在。但这一年,对滴滴来说,重要的不是地方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而是舆论环境。

8月份,温州顺风车惨案。在此次年度性惨剧中,滴滴当然有错,但是,舆论精确地绕过了警方的作为,把火力全部指向滴滴。就拿舆论一致呼吁的一键报警系统来说,这并非一家企业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公安系统全国性的配合。

换言之,要彻底防范恶性事件,仅靠一家企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欲言又止的时候,舆论把关注点就全部放在了企业身上。

这个现象,不仅滴滴,包括腾讯、阿里、携程、饿了么这类的平台企业均可感受到。不过,滴滴以其公共性、事件的悲剧性和自身过失,成为此现象最典型的承受者。

舆论与社会认同,有时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一年的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这一纸禁令,引发了国内舆论对企业创新责任的大讨论。由于民企走在了中国创新的前列,某种程度上,这变为了民企的创新义务的大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中兴没做自主芯片,联想的贸工技路线,被激烈地批评,带上道德的枷锁。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争论都没看到的是,代表着美国创新能力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雷神这些顶级军工私营公司,以及高通、Intel、AMD这些芯片公司,都没有被加上国家创新义务。驱动他们创新的是利润,而保护他们创新的是市场机制。

所以,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创新只是利润的手段,技工贸、贸工技,本是不同的企业战略,并无道德上的优劣之分,当然,也并不涉及爱国与卖国。但是,联想的贸工技道路,却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卖国的。

这种以创新为尊,产业链、企业经营要以国家创新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诉求,其实一直存在。此前,曾有一篇呼吁抵制小米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小米的低价与规模,会伤害上游产业的利润,最终会损害整个中国芯片产业。

这些以高端产业链的利润为理由,批评下游产业的观点,看起来是为了科技市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文章的思想底色却是苏联式的创新模式与工业模式,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底色。而这些底色,呈现在舆论上,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经济走向的看法。于是乎,一时间,做芯片成为热门话题,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姿态。

实际上,即便是被誉为“创新救国”的华为,其芯片也是IP Core,仍然受制于人。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苹果也是如此。更何况,像华为这样的创新型企业,投入大量的创新,必然需要在更大规模的国际市场上去销售,从而获得利润,填补创新投入,并再次投入创新。这反过来,必然要求华为更具国际色彩形象,而非中国民族企业形象。

过于强化华为“创新救国”的民族企业形象,对其国际化的发展未必有利。实际上,2018年,华为在国际市场受阻的遭遇,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了。

回顾2018,不难发现,发挥定心丸的作用,各个方面都需努力。

所谓产权保护,不仅仅是“你的是你的”,更重要的是落实在细微层面。营商环境上,不能吃卡要拿,不能刁难,要尊重企业家的能动性与首创性,尊重企业家的话语权;法治环境下,讲究依法治国,有法可依,不可随意行政;舆论环境,则是各方平等,不可拉偏架,不搞道德绑架。

然而,在这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多尚可提升之处。

从年初,民营经济的小心翼翼的疑虑,到年末大张旗鼓的支持民营经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支持民营经济到底是出于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强调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而工具理性则偏重于理性的行动达成目的,强调目的的实现,而忽视价值观。

如果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安全感只是为了经济发展,把企业家的信心当做一个实现目的的工具,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然而,工具理性,工具二字,也意味着工具是随时可以因为目的转换而改变的。商鞅城门立柱之后的故事并不乐观,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某种意义上,立柱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仅仅是工具理性来提振企业家的信心,解决的也是一时之问题。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不看重短期的利弊,不是做有利的事,而是做正确的事,显然,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价值观。

重要的不是企业家得到保护,而是企业家可以秉承这些价值观,并由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形式——法律,来自己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看,被保护是出于工具理性,而可以保护自己,则是出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法律的文字中,而价值理性,则深埋在人们的观念中,因此也更加持久。所以,唯有价值理性,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信心。

刊于搜狐评论 | 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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