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观点

处罚霸座应克制,禁坐高铁毫无必要

刘远举 / 2018-9-27 16:28:44

最近一段时间,在公共交通上霸占座位的新闻很多。有些当事人,后来受到了罚款200元,半年禁坐高铁的处罚。

在上传的视频中,霸座的人横蛮无赖的神态与女性列车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男性乘警似乎也把他们无可奈何。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处罚太小了,恨不得上来两个身强力壮的乘警,把霸座者强制抬下去,再一年、两年的禁坐高铁、飞机。

最初我的想法也差不多,不过仔细一下,却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公共问题的报道与讨论,情绪是重要的,它可以撑开讨论的空间,但随后,理性应该来占领这个空间,而不是长久的让情绪主导讨论。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强占座位对权益的侵害很小。被占了位置,可以找其他位置。一般来说,高铁上的乘务员会另外找位置给被占位置的人。

有些时候,占座的人还声称“来了我就让”。所以,这种行为侵害的不是具体某个人的权益,而是高铁上的抽象的商业秩序,即产品等级的商业秩序。这虽然也是侵害了公共秩序,但并没有其他乘客受到直接的侵害。

所以,客观的说,这种行为的实际后果并不大。

这就进入逻辑的下一个环节:处罚的程度应该与行为的后果相适应。

不妨参考一些法律原则。在刑法中,有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刑罚的轻重与客观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相适应,按照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危害程度决定刑罚轻重。从行政处罚角度,也有“过罚相当”的原则,即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款和处罚程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

除了处罚与行为相适应。处罚还必须考虑到处罚本身的风险与成本。

首先是风险。交通违规后逃逸,交警一般是不能追的,因为怕追的过程中造成更大的损害。同理,在高速运行的、狭小、人群密集的高铁、飞机上执法,会把静态的、后果很小的霸座,升级为更大的肢体冲突,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有点类似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的概念,在处罚中,要减小这个风险。

其次是成本问题。高铁没有必要加强现场执法能力。高铁是一个很封闭的场所。上车之前,购票实名制、多次安检,上车后,速度快,无法中途跳车逃逸,所以,现在铁路相比之前,治安状况有着质的飞跃。根据多年运营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恶性治安事件的发生。所以,单为霸座增设警力,必要性并不大。

所以,总体来说,虽然立刻出现两个强力的乘警让人解气,但理性的来说,滞后处罚、即到站后处罚比现场处罚更好。如果是严重的治安事件,最近一站的警力执行,带下车,如果是霸座这种事件,到站后处理,也是可以的。

除了处罚的时效,另一个特别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于这类行为的“禁坐”处罚。

禁坐高铁半年,如果这是一个销售员、或者是一个家在天津却在北京上班的人,禁坐意味着围绕生活的不便。相对行为的后果而言,这种处罚是过重的。

一个人犯罪,接受刑罚,刑罚结束,走出监狱,他就已经回归普通公民的身份,处罚就结束了。但霸座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却会受到深入生活的一个相对长期的处罚。显然,处罚超过了行为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禁坐背后的机制令人忧虑。

我们在市场中可以观察到企业拒绝向特定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现象,甚至还可以多个企业共享数据、结盟,拒绝向行为不稳定的客户提供服务。比如网约车平台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拒绝行为不稳定的司机;再比如共享单车平台共享数据,拒绝向故意毁坏单车的客户服务。这种信用联盟,比起一家企业单独行动,对不诚信、违法行为的制约变大了。

但是,这是企业间基于权利的一致行动联盟,而并非道德档案。

首先,这是公司权利。在市场中,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个体,或者消费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消费者有拒绝一个公司的权利,反过来,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的决定是否向某个具体的客户提供服务。

其次,这种信用联盟,本质是出于逐利,拒绝得不偿失的客户,所以,同业竞争之下,必然是节制的、温和的。考虑到市场竞争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这种拒绝不会是终身制,甚至也不会很长,也不会任意扩展,因为企业会从经营角度考虑必要性。

比如,有人使用单车时有缺乏公德的行为,共享单车企业会拒绝,但他们发现这种制约起作用之后,就会解决这种禁令。再比如,不会有企业因为有人使用单车的时候违法,而调高其外卖的费用。一旦企业发现,乘客行为已经变了,就不会再拒绝,因为,一家公司继续拒绝,而另一家不拒绝,前者会少一个客户,后者会多一个客户,还会赢得更加宽容的名声。

所以,这种企业间的一致行动联盟,对于用户的劝导、警告,是有效的,但必然也是有节制的、温和的。

但是,一旦信用记录超过企业间的信用联盟时,一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基础性公共服务、垄断行业的时候,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与利润追求,就很可能会出现不节制的情况,扩大为道德档案。所以,禁坐高铁这种惩罚,应该慎之又慎,甚至毫无必要。

惩罚,不能蔓延到日常生活中去。

禁坐的背后是用技术、实名、网络、垄断、行政打造的系统性的力量,是“大家在随时看着你”式的处罚。本质就是道德档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实质。

很多人其实是喜欢道德档案的。曾经有人说要给中国人建一个道德档案,还有人说,中国人要多管。当时,都招来激烈的反对。但是,这种道德档案换了一个形式,却有很多人欢迎。

应该看到的是,呼吁立刻强制进行人身限制、禁坐处罚,这些呼吁背后,是社会情绪。

不过遗憾的是,平复社会情绪,并不是处罚的功能与目的。

现代社会不允许私人复仇,犯罪人被判处刑罚时,被害人或者家属的复仇心理就会得到满足。所以,刑罚的确有情绪平复功能,也称为报复感情平息机能。不过,这种机能仅限于针对受害者家属的情感,刑罚从不具有,也不该具有平息大众情绪的功能。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成为了阻挡民愤,保护犯罪者权益的制度。这是值得思考的。

刑罚很多时候的确为了平复大众情绪,实际上,以“民愤极大”作为根据,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时却是一种传统。人们感受到愤怒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就要愤怒,人们感受到悲哀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就要严厉。

所以,人们感受到愤怒的时候,就要对霸座行为加大处罚。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法治的悲哀。

实际上,这种情绪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愤是否是真实的,适度的。造成对这类占座行为的愤怒的现实舆论机制是什么。民众愤怒后面有没有一些更深的东西。

许多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必然会进一步让渡权利,希望“秩序”来为自己稳定预期。但这种期盼,在独特的媒体机制下,最终转化为了对不遵守秩序的倒地、占座行为的愤怒。最后形成一个独特的“讲规矩派”,带动舆论,对不讲规矩的行为特别的愤怒。

或许,对于整体舆论而言,愤怒有一个总量,不能发泄在那里,就会更苛刻地发泄在这里吧。所以,对于这种情绪,必须客观的看待。有时候,这种情绪、这种正义感是需要克制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舆论强调遵守直接看到的规矩,却有意无意忽略那些破坏看得到的规矩背后的那些看不到的规矩,那些更高层次的规矩,那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立法渠道的提升空间。所以,与其说他们讲规则,不如说是打着讲规则的旗号,为破坏规则辩护。

“从你自己做起,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者反过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两种社会治理方法论之间的差异。而我觉得,权利兴则规矩立,法治昌明则秩序井然,回顾历史,当下舆论羡慕的那些讲规则的社会,选择的路径应该是后者。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2018-09-26

  • 平台城市•城市峰会
  • SIFL年会2017
  • 【鸿儒论道】邵宇:贸易战vs金融战—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
  • 上海社会认知调查
  • 研究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