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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钱江潮涌势已至

聂日明 / 2018-9-6 10:43:44

这两年,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杭州是一线城市吗?很多迹象都证实杭州正迅速成长。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排名中,杭州位列新一线城市的第二名,猎聘网显示,2016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人才净流入占比排名TOP20的城市中,杭州均排名第一。杭州也越来越国际化,领英网显示,杭州的海归人才流入逆袭北上广深,排名全国第一。

感性的看,杭州的发展形势确实是一片大好。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带动了杭州的创新创业氛围,杭州已经成为国内互联网创业的重镇,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首落杭州。杭州互联网行业的繁荣,也吸引了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才,当年阿里巴巴的CEO卫哲就是来自上海,现任CEO张勇也是来自上海,不少上海的人才,工作日在杭州、周末在上海陪娃。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将杭州的繁荣呈现至全国和全球人们的视野内,随后杭州的人口、房价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在这种背景下,才有杭州是否一线城市之问。

杭州经历了什么事情得以有今天的地位?本文梳理杭州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史,希望能得到一二答案。

杭州二十年

杭州是历史名城、古都,历史上繁荣的顶点也是成为首都的南宋时代,随后杭州一路衰落,1949年后一度发展过重工业和轻工业,但并没有成长出全国性企业,对城市发展的负作用还很大,如阻挡了城市蔓延和扩张,使得杭州的城区面积很难快速扩张。1982年确立为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以后,第三产业才逐步发展起来,一直到2010年前,风景旅游都是杭州城市功能最重要的关键词。

讨论杭州的城市发展应当置入时代背景,即浙江及其民营经济的兴起,以此为线索,以次贷危机和阿里巴巴上市两个事件为断点,我们将杭州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展开叙述。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迅猛,以温州、义乌为代表的轻工业和贸易成为增长的亮点。1978年,浙江省的GDP仅占全国的3.36%,改革开放后,比重一路上升,2004年的时候达到历史高峰7.2%,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尽管受到计划单列市宁波的竞争压力,但地位稳固,自然会享受浙江省的增长红利。根据《城市统计年鉴》,1980年的时候,杭州的GDP在所有城市中排第14名,到1995年的时候,就上升到第8名。杭州的发展不仅依赖自身实力的提升,浙江其它地市积累的财富,也流向杭州,杭州的房地产市场自世纪之交之时,就是全国城市中的第一梯队。

2000年前后,杭州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1999年的时候,杭州是国内城市中少有的将招拍挂作为主要土地出让渠道的城市,1999年的时候,杭州的土地出让收入仅有9亿多,上海则近43亿,到2003年的时候,杭州的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00亿,超过上海,出让纯收益60余亿,这使得杭州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一财力状况领先于武汉、成都等其它新一线热门城市近十年时间。

200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在此之前,杭州启动的西湖南线整合雷峰塔复建西湖西进等工程结束,西湖景区以全新的面貌现于世人面前,2004年,杭州市将西湖沿线多数景区免费对公众和游客开放,这是杭州在国内的第一个声誉高峰。这个时代的杭州,主要围绕着西湖周边开发,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心是市中心的老六区,2004年可以视为西湖时代的巅峰。

西湖时代的杭州的城市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缺点,高房价的负作用和人口增长迟缓。首先,杭州的房价起飞过早,提高了城市更新的成本,杭州的城区快速高架路与地铁明显慢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地铁建设的滞后也有中央政府约束的因素),杭州的市内交通一直是同等级城市中比较糟糕的。较高的房价,吸引了周边城市的炒房客,挤出了实业投资,也伤害了想在城市定居、就业的劳动力,西湖时代的杭州,产业发展缺乏亮点。

其次,在那个时代,城市尚且没有认识到人多的好处,杭州的常住人口从2005年到2011年增长了121万人,没有超常之处,与南京等地区差不多,这限制了杭州的想象力。按2014年公布的城市规划划分标准,杭州只是一个I型大城市(城区人口为200-500万),而南京则是特大城市(城区人口为500-1000万),京沪则是超大城市。

次贷危机是杭州发展的转折点,浙江依赖民营经济,次贷危机之后,中央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加杠杆的形势拯救经济,但在随后的治理经济过热中,民营企业的财务约束是刚性的,浙江民企率先陷入困境,温州是代表城市,2012年起,浙江的GDP占全国的比重显著下降,一直到2016年才略有回升。杭州作为浙江省会,自然无法独善其身,2012年、2014年杭州的楼市萧条,即使同期京沪深连年飙涨,杭州也不见动静,一直阴跌到2015年的低谷。此时杭州的房价已经退出第一梯队的行列。

城市的扩张,推动杭州从西湖钱江发展,钱塘江两岸的钱江新城、滨江区和2001年并入市区的萧山区成为发展的重点,杭州城区的行政管理面积从不足700平方公里变成3000平方公里。但由于传统观念,钱江北岸的市区和南岸的萧山,互相看不上,萧山并入市区以后,财政等仍然由省里直管,与杭州的融合度不够好,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的转向并不顺利。这个过程中,又遇上了杭州的衰退。

这个时间段的杭州有点灰暗,2010年到2015年,扣除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杭州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杭州的GDP在国内城市的排名也从第8名降至第10名。

2014年阿里巴巴的上市是杭州发展的新起点。阿里巴巴的发展起步于浙江,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基于浙江的贸易网络,最初做跨境贸易的B2B平台,虽然这个平台在2007年上市,但规模较小,对浙江和杭州的产业生态影响并不大。真正有价值的是淘宝网(以及天猫商城)和支付宝,前者为主体的业务2014年在美国上市,以后者为主体的业务,是2012年以来的金融创新的领导力量之一。

阿里巴巴对杭州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产业生态的培养与高端就业岗位的集聚。阿里是杭州土生土长的企业,阿里成长为国际企业的过程,自然会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具体来看,人才流入、流出阿里,本身就是人才的遴选与培养。这些人与阿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为阿里业务的上下游,或为阿里做配套,或者接受阿里和前员工的天使投资创业,或者想着把公司卖给阿里。这种趋势,在阿里上市以后,更为明显,阿里IPO后,员工将股权套现后,出来创业是很自然的想法。据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有164家,北上杭深聚集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84%,其中北京70家,上海36家,杭州17家,深圳14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有互联网创业的生态,深圳和杭州也有,早些年的上海也有,但近些年就弱了很多,明显落后于同体量的北京,缺乏阿里、腾讯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是重要原因。阿里巴巴、腾讯都在近年将部分部门放在上海,这会产生税收与增量经济体量,但这些企业零散的分布在各个地区,没有集聚效应,这些公司也不会像他们在杭州、深圳那样打造出一个多层次、繁荣的创新创业的生态。

另一方面,杭州有阿里,阿里的技术创新自然会率先会在杭州实施,不管是公交、地铁接入第三方支付,还是新零售,杭州本地的其它企业、业态都从阿里受益,这种技术与商业创新的扩散,对城市的产业升级与转型无疑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高端就业岗位则是阿里对杭州的另一贡献。作为省会,杭州从来不缺有钱人,杭州市内豪车的密集程度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但这吸引不了高端人才,人才是冲着就业机会去的,人才也是城市成长最为关键的因素。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企业,阿里的工资水平自然要和全国最高的京沪深看齐,这是上海的人才流向杭州的原因。阿里的IPO与高薪就业岗位也是杭州的楼市自2015年的低谷开始反弹的重要原因,员工买房不是投资,主要为了居住,他们对追涨杀跌考虑的更少一些。

回过头来看,2016年杭州一下子火起来,看起来是因为G20杭州峰会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阿里在杭州成长,令杭州拥有了一个在全国富有竞争力的互联网产业生态。2016年,杭州信息经济的增加值占市区经济总量的27.33%,其中仅电子商务一项就占市区GDP的一成以上。G20不过是一个窗口,让全国人民看到杭州的成功转型。

杭州离一线还有多远?

从动力机制看,城市增长的动力来自两方面: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前者是经济主体与人口自发的集聚与积累,后者是侧重于资源分配,在行政区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计算得出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四个一线城市之外,2018年中国有15个新一线城市,前5名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梳理这15个城市,有2个直辖市,2个计划单列市,3个普通的地级市,其余8个全都是省会城市

作为一省首府,省会很容易借助省政府之力,集全省资源将省会打造成最牛的城市,这也是无奈之举,中国区域差距太大,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显示,高技能人才只会往大城市集中,科技、金融这些产业也跟着这些人才集聚,中西部的省份,区位上不占有优势,如果不把全省的资源都堆在一个城市,在与东部省份的竞争中,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了。

成都、武汉是最近几年的明星城市,这两个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省内资源的再分配,从GDP上看,1990年的时候,成都、武汉的GDP占本省(四川、湖北、浙江)的比重分别是21.78%21.45%,相当于五分之一,到了2017年,成都和武汉的GDP占本省的比重就上升到37.56%36.72%,超过三分之一。超越式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高位。如果我们用首位城市来测算,进入新一线的很多省会城市,其首位度都在升高的状态。

相比之下,杭州的GDP占本省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化,从1990年的20.96%上升至2017年的24.25%,只提高了不足4%,这还是浙江近几年经济整体衰退导致杭州的占比相对提高。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浙江由民营经济主导,宁波、温州、绍兴等地的发展各有特色,行政很难去集中资源再分配。但这也意味着杭州乃至浙江的经济更值得期待,经济结构更合理、错配更少。

既然杭州的经济结构更合理、经济增长模式更健康,那杭州离一线城市到底还有多远?

经济总量是一个硬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年度产出,GDP的高与低,是一个地区的就业规模、消费能力最关键的衡量标准。观察近几年的GDP统计,京沪3万亿左右,穗深2万亿左右,天津、苏州在1.8万亿左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则在近一到三年内才进入万亿门槛。在进军一线城市的路上,杭州前头至少有天津、苏州两个显著的障碍,同行的二线城市中,成都、武汉、南京的GDP增速都很惊人,与2010年相比,成都、武汉、南京的GDP分别增长了150%141%128%,而杭州只有111%。因此,尽管在声势上杭州光彩夺目,但用经济增长衡量,杭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为什么杭州的经济活动与一线城市相距甚远,甚至不如苏州等城市?这主要是人口规模的差异导致的。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正相关,有人才有经济活动,有人才有就业人员,才有消费有生产。人口是决定一个城市地位与角度最重要的指标(没有之一)。

国际经验来看,但凡是国际性都市,必定是人口大城,国家经济的首位城市也必然是人口的首位城市。上海长期作为中国的经济第一城,常住人口规模也是全国第一。一线城市中,十年前,一般谈北上广,现在在谈京沪穗深,其核心的转变就是深圳的人口从2005年的828万变成2015年的1137万。近些年深圳在一线城市中的地位,有超越广州之势,其因就在深圳实际管理的人口可能在2000万左右。

那杭州有多少人口?2016年,杭州有常住人口946.8万,人口规模限制了杭州的就业人员规模,2016年的就业人员仅有677万人,京沪深均超过1000万。2017年杭州的城镇化率为76.8%2015年仅为68.47%,当前存在高估现象,富阳、临安等并入市区后,人口全额计入城镇人口),原市八区城市区域的人口仅有665万人。而京沪实际管理的常住人口应该超过2500万,广深两地实际管理的常住人口也在1500-2000万,城区实际居住人口都在1000万以上。杭州与一线城市的差距太大。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其它的新一线城市,包括长三角的苏州、南京,珠三角东莞,中西部的武汉成都,苏州、南京、武汉、成都有2017年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068万、834万、1089万和1604万,杭州与这些城市相比,差距要小很多,杭州并没有突出的地方。与杭州相比,成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1.47%,城镇人口超过1000万,比杭州要多出400万人,成都的人均GDP还显著低于杭州,成长的空间很大。

为什么杭州的人口少?城市的人口增长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个规模不会太大,其二是外来人口的涌入,外来人口的涌入多少也间接显示了城市的吸引力。我们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额来粗略的展现外来人口的流入。2017年,杭州的户籍人口754万,外来人口为193万(实际数字要大一些,因为户籍人口会流出,以下同)。统计数据计算出的京沪深的非户籍人口均超过800万人,比杭州的户籍人口还多。相比之下,二线城市流入的人口要少的多,大约在200-400万,杭州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优势,流入的人口甚至不如宁波多,杭州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强。

人口决定城市地位,有人流入,城市才有希望,一个城市的市辖区的城镇人口超过1000万人,他即使不是一线城市,也是最有希望成为一线的城市。2015年以来,杭州明白了这一点,人口净流入持续增长,2017年当年新增28万人,但这还不够。2017年,杭州将临安市并入市区,城区管理面积增加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此前城区为八个区时代的总面积,想要发展起来,要导入的人口是巨量的,如果临安区的人口密度能达到杭州老市区的水平,杭州将直接增加1500万人,这时的杭州应该算得上是一线城市了。

刊于《同舟共进》杂志 | 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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