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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外开放,要防止外资重获“超国民待遇”

刘远举 / 2018-8-13 11:22:36

当下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中国正沉着应对,以更大的胸怀向世界开放。在今年3月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克强宣布,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在此轮新的开放大潮之下,中国不少领域呈现出全新的、积极的开放态势。

01


当下,汽车领域,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的规则已经不再执行,在汽车业,外资车企来华建厂不再必须与中资企业合资,可以独资建厂。新的开放政策一落地,特斯拉就应声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外资独资的汽车工厂。

在金融业,4月17日,在博鳌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宣布金融领域的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包括:

o  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o  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o  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o  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等等政策。

但是,在大大降低外资的门槛的同时,政策对于民营资本进入证券公司、人身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单一股东持股上限的要求却收紧了。

3月8日保监会修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也由51%降低至三分之一。22天之后,3月30日,证监会出台了《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规定非金融企业要想成为券商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02

对比汽车业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不难发现,在此轮对外开放政策中,相对于汽车行业施行的取消原本对外资的限制,外资可获得与内资(民资)相同的待遇,金融业的部分政策实质却是“松外资,紧内资”,“外资优于内资(民资)”。

于是,此消彼长,一宽一松之下,造成了内外资的政策不一致问题,从而导致政策对内资(民资)的歧视,而外资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超国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的初起,国内资本匮乏等问题,必须大力引入外资发展经济,中国曾经给予过外资“超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民营资本的充实,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渐形成了对民资的挤出效应,造成了不公平,引发很大争议。因此,中国于2010年前后已基本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然而,遗憾的是,在此次新一轮开放中,超国民待遇再次复活。

客观而言,对内资的限制,并非毫无根据。目前,证券公司,保险业,期货公司,所筹集到的资金,如果缺乏合规性约束,可能被用于投向自有公司或关联公司的项目,极有可能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用于偿还股东的原有债务,由此造成风险。

但是,对于自融等风险,根本性的办法是提高监管效率与力度,毕竟,资本的表现,不管姓中、姓美、姓英、姓法,其行为模式,取决于外部监管条件。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所以,如果中国监管制度的力度、效率达不到市场所需,外资这个异国他乡的种子,结出的果子也会变样,利益诱惑之下,仍可能铤而走险。

03

这不是推测,而是历史中的事实。

2014年,上海福喜食品将过期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售给快餐连锁店,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福喜是一家美国独资企业,隶属于世界最大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OSI,是麦当劳、百胜集团等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其规则制度肯定是严格的。

比如,福喜内部的公开邮件对违规都有非常细致的记录。不过,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数据却能随意修改。

福喜公司的员工表示:“检查的时候,先打好招呼,老百姓排队,欢迎欢迎”。正是这些中国人熟悉、低效的形式主义的监管,使得福喜快速蜕变。

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内外之别,而在于建立一套公开、透明、高效的监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外有别的政策,是让内资企业与市场牺牲,只为等待落后的监管跟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步伐。

但是,如同任何组织一样,外部压力,才是内部进化、提升的最好动力,积极满足市场所需,才能促进监管的提升与发展,而是不相反。

从更深层次上看,某种程度上,中美贸易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顺差,而是在于中国国内的开放,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所谓市场化,就是指所有经济体一视同仁,都以市场作为资源调配的基础机制,这既应该是意味着国企与外资的平等,同时,国企与民企的平等,民企与外资的平等,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也只有这样的开放与深化改革,才能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市场化与更加开放的中国姿态。内外有别,不会让外资满意,相反,只会让外资对中国的开放与市场心存疑虑。

所以,因噎废食、削足适履的内外有别的政策门槛,不但抑制了本国民营经济,抑制了监管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总体目标。

刊于《智库趋势》 | 201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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