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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中的数据科学和公众参与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城镇化历程,中国的城市沉淀下来巨额的存量城市资产。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后,城市化的速度降下来了,市场从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市场,也就需要我们从增量思维转变成存量思维。我们要从过去的面向生产空间的规划时代,变成面向运营空间的运营时代。很多产业都在变轨,而在变轨的过程中,需要新技能、新理念、新方法、新理论和新实践。

2018年7月7日,在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27期【鸿儒论道】上,茅明睿基于城市象限团队参与的雄安、北京、通州、回龙观、天通苑等地区和社区的规划与治理课题,及其所产生的初步成果,系统介绍正在建立的一套利用数据科学和公众参与技术支持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基于算法的城市公共服务提升方法,扎根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定量化的社区提升方法等。

茅明睿认为“有数才能有数。”最大的城市数据资产不在政府手中。“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数据环境当中,这个环境构建了当前主要的数据资产。”新的数据环境首先包括覆盖全国的数据网络(4G)、7亿移动互联网用户、5亿移动支付用户——互联网公司承担着城市变化的监测任务,他们的用户每天都在产生数据;其次是海量的UGC(用户原创)内容,包括微博、大众点评等网络媒介;还有生活中常用的IC卡等。相比于过去的数据形态,新数据环境的特点在于动态性,这意味着管理者能够更确切地获知城市的运行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

例如,刷卡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人的生活。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铁站,人的出行和回家时间不一样。这告诉我们,住在不同地点周围的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时间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的生活品质。


城市象限团队把地铁的刷卡记录做了聚类,去识别地铁出行中有哪几种人。数据显示,北京只有23.2%的上班族能够规律性下班,而百分之七十多的人是普遍性加班。在上海,54.9%的人是能够规律性下班,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经常加班。所以,北京的上班族比上海的上班族加班更多,而生活质量可能相对差一点。

那么,那些规律性下班的人都在哪儿上班呢?数据发现一个规律,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上班族大都在地铁二号线沿线上班。

他们进一步研究每一个站,红色点代表住在这个站点周围的人可自由支配时长比较长,蓝色的则比较差。可以明显看出,上海的红点比北京多。因为,除了北京上班族加班多的因素,城市空间结构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圈层结构,向心性通勤非常强,住得越远就意味着更多的通勤时间。而上海则不一样,发育出了多中心结构,比如奉贤和宝山的居民每天坐地铁去市中心上班的比例就没有那么高。

茅明睿强调“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通过科学采集互联网时代庞大的统计数据,分析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改善城市治理来达成。“对数据的采集、挖掘、分析其实也是在用技术手段分析市民的结构、特征与偏好,因为市民在‘用脚投票’”,也就是说,如果能感知到一个公众,这个公众就参与到了城市治理中,所以感知就是参与。具体到方法上,感知的方式除了刷卡记录、热力图等,还包括公众参与地图、线上的语料抓取等方法。我们把这个研究城市的方法叫做社会感知。假设我们能感知到你的行为和意见,把这些变成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那么你就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了。所以说,我们是用数据科学进行城市治理,用大数据是为了公民参与,而推动公众参与是为了让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流动。

他认为,数据需要变成一个公共资产,就需要推动政府开放数据。更多的数据都可以变成城市指标,比如居民的投诉电话、城市管理网格员的报告等。将这些数据开放出来,就构建了汇集社会智慧、招募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数据基础,是多元共治的基础设施。

无论数据开放、大数据还是公众参与,其实我们在推动三个方面:第一,过去我们的手段是通过政府部门自上而下调查和决策,这叫“个体智慧”。第二,我们推动公众参与和数据开放,让市民参与进来,把市民作为传感器,这叫“群体智慧”。第三,我们让城市布设一些智能的感知设备,用算法让它变成智能感知和认知,这叫“人工智能”。

最后,茅明睿总结道,要想经营好一个城市,有四个方面缺一不可:科学的方法、专业的知识、广泛的参与、为公的情怀。未来的社会必然会智能化,但是数据不应该仅被用来管控人,而是被用来服务市民,建设更加人性化的城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吴建峰,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作为评议嘉宾参与了此次活动。


吴建峰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尤其是新技术催生出的大量带有地理属性的大数据产生,使得经济学者们能够识别微观尺度上的城市规划元素并分析其对空间资源组织的影响。城市规划和经济学研究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徐磊青对自下而上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表示认同,他认为社区的本体还是以空间资源为导向,把社区不同的人结合在一个空间里,产生一个新的在地联合体,社区资源如何分配会更好,如何满足社区不同的人的需求,这需要社区调研。现在社区治理的体系中政府的话语权依然很强大。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补充道,尽管中国的社区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公共空间,但缺少组织化的力量。相较而言,西方有酒吧、咖啡馆等组织化场所,“他们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个空间,还有相对应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活动。”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主持。几位专家还与现场参会者就数据赋权、公共空间规划、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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