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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数据让城市更美好?城市治理中的数据科学与公众参与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让我们享受到集体生活和现代科技的便利,与此同时,也让我们遭遇迷茫和痛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吗?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城市的版图急剧扩张,大大小小的城市病也随之而来,雾霾、交通、物价、住房等等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困扰治理者和公众的难题。随着近些年中国城市扩张的脚步逐渐放缓,针对各类城市病的治理也将成为未来改善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方向之一。20186月,《经济日报》在《城市治理将成发展新重心》一文中指出:“在新时代,城市发展应该以城市治理为核心,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要为之服务。”而治理城市,首先需要了解城市里的人。

如何了解城市里的人?他们通过什么方式互相交流?每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工作?有多少个人空闲时间?他们以怎样的状态生活在城市中?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过去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做社会调查,但在全民数字化的时代,以更加廉价、有效、便捷的方式去获取各类信息成为可能。科学地收集、处理、分析这些信息和数据,或许可以帮助城市治理者更好地建设城市。日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论道”论坛以“城市治理中的数据科学和公众参与”为主题,分享了运用数据进行城市治理的理念和案例。活动的主讲人是北京城市象限公司创始人和CEO茅明睿,他近年来专注于城市治理创新和城市定量研究,在数字规划技术、城市规划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用大数据协助城市治理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数据环境当中,这个环境构建了当前主要的数据资产。”茅明睿介绍称,新的数据环境首先包括覆盖全国的数据网络(4G)、7亿移动互联网用户、5亿移动支付用户——互联网公司承担着城市变化的监测任务,他们的用户每天都在产生数据;其次是海量的UGC(用户原创)内容,包括微博、大众点评等网络媒介;还有生活中常用的IC卡等。相比于过去的数据形态,新数据环境的特点在于动态性,这意味着管理者能够更确切地获知城市的运行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




“刷卡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人的生活。”茅明睿对比了北京回龙观和望京两个地铁站的通勤图,从中可以看出住在不同地铁站周围的人的可自由支配时间长短。相较而言,回龙观站早上出行高峰比望京站早,晚上回家高峰比望京晚,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回龙观周围居民更加早出晚归的工作规律,从这点上来看,其生活品质也就不如望京居民。


同样,通过统计北京和上海地铁刷卡记录并进行聚类,可以识别出北京有23.2%的上班族下班时间比较稳定,而这一数据在上海则占到54.9%,也就是说,北京有70%左右乘坐地铁的上班族普遍性加班,上海则是40%的人会加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北京的上班族更拼,平均生活质量也比上海更差一些。而将稳定下班人群标记到地图上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两个城市日子过得较好的上班族都在地铁2号线沿线上班。

茅明睿的团队近年做了相当多类似的案例,收集到了大量数据。那么,获取城市居民行为的数据是否构成了对隐私的侵犯呢?实际上,茅明睿团队对数据的使用以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非营销,这也是其与市场上大数据企业的不同之处,“我们试图传达一种观念,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城市的问题,其实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以不侵犯任何人的方式。”例如,通过热力图和实际案例结合等方法,来评估城市改造方式。


上图是2016111日下午3点北京旧城南城区域的人流热力图,从图中可以看到,西侧大栅栏、琉璃厂区域的人流密度明显高于东侧鲜鱼口、草厂区域。这两个区域在历史背景、区位条件、城市肌理和功能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是什么造成了二者间如此大的差异呢?

答案就在于两个区域的更新方式不同。西侧大栅栏采用微观尺度上的有机更新,由建筑师在各个细节上进行重新设计,因此保持了良好的生态,活力也从未中断,而东侧鲜鱼口和草厂区域则采用粗放的拆建方式,使用推土机推掉原有房屋,再建造新的仿古建筑,但原有的社区生态已经难以恢复。这是一张人流热力图带给观察者的直观感受,“如果我们只看地块、建筑、照片,其实不能评估这两种改造方法,因为东侧区域看起来更整洁”,茅明睿说。



用大数据提升公众参与

茅明睿曾在“一席”演讲中提到,“城市的正义来自于市民的广泛参与”。在他看来,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通过科学采集互联网时代庞大的统计数据,分析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改善城市治理来达成。“对数据的采集、挖掘、分析其实也是在用技术手段分析市民的结构、特征与偏好,因为市民在‘用脚投票’”,也就是说,如果能感知到一个公众,这个公众就参与到了城市治理中,所以感知就是参与。具体到方法上,感知的方式除了刷卡记录、热力图等,还包括公众参与地图、线上的语料抓取等方法。

针对北京东四的一个胡同区域存在哪些问题的调查,研究者将互联网上包括微博、贴吧、论坛和游记等跟这个区域相关的语料全部抓下来,对语料进行文本聚类,这种方法类似于传播学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另一方面,研究者又把社区里的老街坊都叫到一起,让他们写一些小纸条,告诉研究者这个社区存在哪些问题。


从图中社区调查和微博语义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线上所反映的各类问题与线下公众所反映的十分相似。“互联网上的语义,是能够告诉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问题的,这种线上采集的方法叫做‘社会感知’”,因此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公众参与不一定要把居民叫到身边来,听到他的声音就行了,在哪里听呢?走到他身边,他在不同的地方发表意见就把意见找回来”。茅明睿表示,这种社会感知方法也是有边界和局限性的,例如住房问题、养老问题在线上难以反映,因此在做线上数据采集时也要采取相应的方式把数据补充完整。

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有时会用上一些有趣的方式。茅明睿说,他们会用各种调查工具进行社区的量化,比如调查超市和菜市场的进出人流,跟踪社区居民不同时间的出行目的地,记录路边的违章停车和废弃车辆,记录公园里晨练、广场舞和遛狗的人群,甚至用计数器去数街上的狗屎数量和分布密度。他们选择了某条道路,一边走一边用手机计数器“数狗屎”,这样就可以看出匀速行走过程中一条路上有多少狗屎,以及它们的间距、密度,哪些路段多、哪些路段少,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记录,就得到了一个“狗屎指标”,该指标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卫生条件下,一个区域内狗屎越多的道路,其可步行性就越好——因为遛狗的人喜欢走的路一般情况下是好走的。因此,这是一个正向指标。当然作为社区的卫生指标,这又是一个负向指标。所以同样的狗屎因子会计算成两个评价指标。

用公共空间促进城市社交

在本次讲座的讨论环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认为,尽管中国的社区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公共空间,但缺少组织化的力量。相较而言,西方有酒吧、咖啡馆等组织化场所,“他们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个空间,还有相对应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活动。”

在城市生活中,如何营造良好稳固的公共空间、形成社区文化,是本次讲座讨论环节重要的话题。茅明睿提到,北京师范大学鞠熙老师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场所主要是集市和寺庙,其中寺庙的公共作用更加突出——在古代的社区中,寺庙承担着社会交往、公共话题咨询、社会救济等重要作用。如今即便寺庙作为历史遗迹保留下来,但多已变为商业化旅游景点,失去了公共空间枢纽的作用,现代人也不再相信寺庙象征的传统宗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泉州仍是一个围绕寺庙组织公共生活的城市,泉州各个社区、街道保存着大大小小的寺庙,定期举办与寺庙相关的文化活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传统宗教的影响,这在中国众多城市里是比较罕见的。

相比保留传统公共空间,我们更需要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社交平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指出,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到2035年上海人均社区公共空间配置最小是4平方米,这是严重不足的。同时这也是城市拥挤的体现,人均体育、娱乐等公共设施都极度缺乏,而这些设施的使用在代际差异的表现上尤为严重。

目前城市社区内的公共空间使用者主要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体,青年是缺位的,一方面青少年将主要时间用于学业,另一方面,当他们想要参与集体活动时,却缺少相应的设施和场地。茅明睿认为,年轻人并非没有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在北京的一个区域里,有些小区管理严格,禁止外来人员进入,而有的小区则在开放的同时还营造了良好的步行环境,很多其他小区的年轻人就会来到这里跑步、遛狗等,形成比较融洽的社区氛围。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也许并没有强烈的社交需要,但对于公共空间是有需求的,这也启发城市治理者在开发公共空间时尽量多元化。

“数据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观察问题、找到对策,最终由人去解决,我只是让问题解决得更有效率。”在从空间角度构建社区的同时,自下而上地推动人们参与公共生活也同样重要。在茅明睿看来,如今的年轻人缺少对生活的好奇感、不太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很多在北京就读多年的学生,外出时仍会发现十分新奇好玩的街巷、胡同、历史遗迹、城市生活等。中国的城市治理仍面临诸多难题,如何利用数据改造城市,同时也让市民更好地享受城市、参与公共生活,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任重道远。

界面新闻 | 记者:范钧韦、林子人 | 201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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