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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电商负责”之立法当慎

刘远举 / 2018-7-2 10:31:19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正准备通过一部适用范围较广的法律,迫使由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对卖家在其网站上出售的假冒商品负责,并赔偿。

假货,更多还是更少?

假货是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翻开中国的商业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打假历史,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就出现的。计划经济下没有假货,所有的厂,要么是国家的,要么是集体的,没有追求利润的动机,自然没有假货。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有了经济自由,可以私人进行生产,为了追求利润,才有假货,然后有了打假史。从1995年“百城万店无假货”运动开始,中国社会就开始向假货宣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假货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转变——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从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深圳罗湖城,转到了电商平台。

与一般观点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电商平台就提供了更高的消费者保护。在中国电子商务混沌之初,淘宝在一片信用荒漠之中,依靠支付宝的中介与打分机制,提供了诸如收货后放款、事后评价、退货机制等更好的消费者保护体系,才让人们敢于网购,从而建立起庞大的电商帝国。时至今日,在电商平台上退换货仍然要比一般实体店更容易。这就证明了网络平台更高的消费者保护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假货现象进一步减少。时至今日,一个消费者要买一双耐克鞋,去实体专卖店、淘宝天猫的旗舰店、京东的自营,基本上没有假货问题,当然价格会比较贵。现在电商平台上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这降低了监管难度。所以,平台化、电商化、信息化,反而降低了网络上售假的风险。

当然,这仍可能遇到假货。代理商售假是对消费者严重不公,消费者虽花了同样多的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品质,应该是严厉的打击对象。但电商平台上的专卖店、旗舰店,都是要有资质才能开的,公司规模也不会小,往往同时拥有实体店。如果这样的网店卖假货,那么在实体中也会有假货,这远非电商层面能解决的问题。

事实还是舆论?

人们对食物、生活用品、耐用消费品、乃至对品牌的需求欲望,比如,三文鱼、葡萄酒、名牌鞋、奢侈品包包,受他们常在电影、报纸、广告中看到读到的所影响。施加这种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消费的商品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商品、品牌需求,产生“拖拽效应”。但受限于预算,他们就是价格高度敏感的类型。这种高敏感的消费群体,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收入结构,滋生了造假的温床。假货如野草般的生命力,是因为有需求。

所以,“康帅傅”、“大白免”这样的商品在中国农村已是见惯不惊。当一个月收入4000元的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在淘宝上搜索耐克鞋,并且输入100-200元的限额时,他真正想买的到底是假货还是真货?如果说这个限额尚不会产生假货抱怨的话,那么当一个中产想花一个8折的价格买到实体专卖店或者网上旗舰店中不打折的耐克鞋的时候,则一定会产生假货抱怨。

但如果他是在实体店中,买到了假货,吵一场,闹一场,退了货,没人觉得这是新闻。但在电商平台上买到假货,他并不会去找直接售货的商家,而是找平台,这会变成一桩新闻。网购平台的交易量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印象。正是这种舆论的系统性偏差,放大了网络平台的问题,使它看起来比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货问题更严重。

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电商平台的假货风险是一个舆论现象。某种程度上,新技术普遍的提升了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水平。

逻辑还是道德?

可以预料的是,这种立法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是在法律逻辑上却有瑕疵。不妨先看看已有法条。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刊于FT中文网 | 2018-06-2《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这些法律都是仅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信息的提供者。这种规定是符合法律本身的逻辑的。

电商平台本身是一个展示、交易平台。电商平台上的商家,都是独立于平台的法人。借助平台的信息,交易发生在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之间。他们的行为与平台并无法律上的义务关系,平台无法为其上面的所有活动担责。

根据相关法律,平台在“明知应知”的范围内,应该停止为售假的商家提供服务,并告知执法部门,否则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工商局等政府部门,也有权要求平台配合打假。

这里的明知应知,是指在现有条件下,应该知道、能够知道的事实,而不是指应该努力去知道的事实。所以“明知应知”的边界虽然是模糊的,但却不能任意扩大,变为行政部门对企业的道德诉求,进而通过立法把本该政府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企业。

商誉还是义务?

任何电商平台,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对品质有更多要求,为了自己的商誉与发展,自然会去禁绝假货。电子商务平台的打假历史,甚至可以说是惨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2011年,在淘宝打假行动中,因售假、炒信用、滥发消息等行为集结在一起的“反淘宝联盟”在香港声讨淘宝,为淘宝设立灵堂,并将马云图片放在中间。当时马云给王帅发短信,提醒他一定注意安全。七年之后,时下新兴的平台拼多多,在爆发式增长之后,也开始大力打假。

虽然平台自会维持商誉,但中国人总是希望“大户”负责一切。

中国人在维权的时候,倾向于有钱人、大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时下新兴的共享汽车中,当发生车祸时,受害人往往是直接的、放过有过错的驾驶者,而要求共享汽车平台赔偿。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变通的中国式处世哲学。

与此同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相关机构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原谅、或者忽略。于是所有的安全要求、公共服务要求,都“理所当然”的指向了企业。毕竟,这是媒体与舆论能做的有限的几件事。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白色餐盒,买的是餐馆,用的是食客,当管的是塑料制品政策、垃圾回收体系,但最后,舆论指向之下,外卖平台背锅。这就是我所说的公共服务企业责任化。

当中国的公共服务责任,在舆论中都指向企业之后,市场仍然会尽力满足这个需求。某种程度上,市场、特别是互联网,依靠技术优势提供了超过中国社会本身水平的公共服务。时至今日,各大网上购物平台,仍然比实体店更有保障。同样的,滴滴、神州租车等网约车平台,提供了远超传统出租车的服务水平。

虽然如此,市场毕竟有失灵之处,这意味着市场解决这类问题是低效的,高成本的,这些领域本应是政府发挥力量的地方。而政府失灵,再次把问题强制转向企业,企业无法达成预期,最终会导致这一领域市场大幅度倒退。

比如,白色餐盒责任,可能导致外卖平台关闭,或因回收提高收费;顺风车责任,可能导致平台关闭该业务,实际上,当下顺风车晚上要求司机与乘客同一性别,而晚上女司机很少,所以,一定程度上,顺风车夜间已对女性关闭;而要求电商平台承担假货的赔偿责任,则会导致电商平台提高对中小卖家的押金要求,甚至直接驱逐中小卖家。

打假还涉及一个灰色的问题。很多时候,电商平台的魅力就来源于一些非正式渠道的产品,五花八门。比如OEM流出的一些非正式产品。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在中国,盗版虽然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正版并不是你愿意花钱就能买得到的。比如最司空见惯的,游戏、电影、软件,然而这些商品都是监管意义下的假冒伪劣产品。当我们一味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窒息自由。

执法还是立法?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法治水平差异交到,一些制假的产业链,正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或明或暗的受到当地各方的关照。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地方的技术监督局、工商部门,异地办案,与当地沟通良好,得到配合,一举完成打假,保护了本地企业的利益。这种新闻的背后,是全国联动打假机制薄弱。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假货很难从源头上根除。所以当下中国的假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执法问题,而非立法问题;是一个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问题,而非企业商誉问题。

所以,规定电商平台责任的立法,掩盖了执法层面的问题,掩盖了地方保护主义,很难从根本上改善假货问题,反而可能损害市场活力。

刊于FT中文网 | 201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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