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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北上广”的制度性原因

刘远举 / 2018-5-3 17:04:32

一线城市一直是所有年轻人、冒险家向往的地方。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幅员辽阔,根据经济规律,可以有更多的中心级城市。所以,在毫无争议的北上广深之外,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概念一直很盛行。最近,某研究所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根据自己的算法,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排名,评出了15个“新一线”城市排名。

城市排行主观因素难免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已连续发布三年,其依据是根据最新一年的170个品牌商业数据、19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及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计算出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大指标。

其实,20%的数据,可以揭示出80%的结果。更加复杂的算法,因为加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反而成为数据游戏。比如专家打分法,就是让专家来确定一些环节的权重,这个权重多一些、少一些,全凭专家决定。

我以前做数据的时候,总会做一张大的EXCEL表,不断调节算法中的各个环节的权重,有时候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类排行榜确有参考价值,但也难免有主观因素。

比如,从城市气质上讲,成都、重庆、贵州这些城市,夜生活都特别丰富,吃火锅、喝啤酒,凌晨2、3点都灯火通明,如果加大这方面的指标,就会提升该城市的排名。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的夜生活也比较发达,市民化是其重要特征。但是,在上海,夜生活就特别高冷,就连著名的新天地酒吧,凌晨一点就关门了。所以,如果用夜间活跃度去排序,就有利于成都、重庆、贵州、广州这些城市,而不利于上海。

人均GDP因素影响年轻人选择

其实,作为对年轻人选择未来去向的参考,有一个非常权威、简单的指标。影响人口流动,反映人口流动趋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人均GDP,就是每个人一年内的产出值,这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就业机会息息相关。真正促使人流动,衡量人口与经济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标,不是总量指标,而是人均GDP

如果一个区域具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效益,那么可以通过发展GDP、增加总量来提高人均。但对于受限于某种因素(比如气候、水源)的地区来说,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人口减少导致人均GDP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比如,东北地区。这其实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美国各州的人口与GDP相差极大,分布极不均衡,但人口与GDP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这就意味着,人从人均GDP少的地方,流向了人均GDP高的地方。美国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其人口分布规律,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经济规律本身。

2016年上海人均GDP达11.4万元,北京为11.5万元,广州与深圳更高一些,分别为14.5万元与16.4万元。同为万亿GDP的城市,苏州、长沙、武汉、杭州也差不多在这个数量级。但相比之下,成都的人均GDP是8.3万元,西安是6.7万元,重庆仅为5.82万元。

所以,简单的指标有时候反而可以直抵最基本的事实。

城市排行也要看制度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一线城市指标,几乎完全是经济指标。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以下的预期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所以,诸如政府廉洁度、办事难易度、甚至社交媒体活跃度等指标,对于衡量新一线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指标未能计入这个排行榜的算法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是一个遗憾。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内嵌在该排行榜的算法中。比如夜间活跃度、环境友好指数、创业指数、人才吸引力指数,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政府的效率与法治程度,但我觉得,这些指标对城市的未来非常重要,值得单独提出来进行计算。毕竟,高端人才对外部制度极端敏感。

前两年,舆论中有“逃离北上广”的呼声,随后,“逃回北上广”又成为一个舆论现象。当初那些因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压力持续增长而离开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人,他们随后发现,在不少二三线城市,法治相对更不完善,裙带关系更重。

相比之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众多,政府相对更清廉、透明。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使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有了晋升之阶。而且,在相对更法制化的社会中,政商关系相对更加清廉。在这种制度差异的驱使下,他们又再度逃回北上广。

从这个角度,一线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更完善的法治。新的城市竞争或许更应该重视经济繁荣表象之下更深层的制度肌理。

刊于《新京报》 | 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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