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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背后:虚假的恐慌与实在的预算

刘远举 / 2018-4-27 10:05:50

中兴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芯片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虚假的恐慌

这一次中兴事件,很多人说,芯片上被“卡脖子”,产业不安全。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一次事件证明了商业芯片的供应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国不明白中兴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政治性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只制裁中兴,没有涉及其他厂商。这是因为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断供芯片,不光是对美国经济,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在政治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当下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看做一个生态的话,那么,在这个生态中,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力量庞大,但食物链底层的植物、细菌,没有它们,这样的生态也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

实际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围从国家缩小到公司甚至个人,一方面,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这不正是所谓的“我就喜欢你(美国人)看不惯,还必须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

所以,比较优势导向下的国际分工相互绑定,提供了一种稳定机制。所谓卡脖子、芯片封锁中国、中国产业安全受威胁、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一开始,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误会某种程度上被煽风点火,利用了。

长期上看,国际分工为资本带来了更多利润,这驱动了全球化,形成生态依赖。特朗普也只是想苹果回美国建厂,也没想过违背资本意愿,把整个手机生产体系都搬回美国。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政治目的的封锁芯片,以毁掉中国手机、电子产业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与长期,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国防用途的芯片,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军用电子元器件自给率已经接近80%。而对民用消费来说,即便现在正在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能买到苹果手机与电脑。

当然,长期不能仅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每年芯片进口达2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产业链高端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赚钱。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短期内赶超,却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能做好风投吗?

从赚钱角度,市场自然会选择最佳的途径和时机。芯片不是不计成本的国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产,面对竞争的市场行为,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积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评当年下马“运十”,并以现在的大飞机为反证的例子,殊不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已今非昔比。

就在这几天,倪光南院士当年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的梁宁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结论是,政府机构太害怕失败,所以无法搞出芯片。她给出的办法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然而,市场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失败堆积出来的,但本质上,绝不是源于“允许”失败,恰好相反,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避免失败,但为了赚钱又不得不去尝试,承担失败的风险。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害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官员。

一家风投,当然会遭遇失败,但绝对不会到市场上随意去投两家,而要做尽调、访谈、市场分析、行业研究等等。因为要对股东的钱负责,对自己的钱负责。这种负责会落实在具体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要求决策人跟投。

如果官员做起了风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风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风投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切断权力来源,以免官员用权力来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虚假繁荣。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官员吗?

采取官办风投,允许失败,只会产生大面积的注定的失败。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骗补,金额高达92.7亿元,这么大规模长期的骗取补贴,最后,居然无一刑事责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败的特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获得国际市场的前提是什么?

中国进口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产能,搞自己的芯片赚钱,也是基于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获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前提条件。

比如市场原则;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互相依赖;比如遵循约定;那么,当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全力投资芯片,把产业链全都集中在国内,在当下国际贸易紧张的氛围下,反而会引发反弹,导致国际市场缩小。在最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全面对抗,那么,芯片断供与国际市场关闭,对中国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自主芯片赚钱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中国没有打算报复苹果,正是因为苹果的供应链、苹果软件开发者、苹果云都在国内。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手机生产体系,全是自主化的,这样的手机,最容易成为狙击的目标,只能在国内销售。

在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层的条件。中国的芯片产业,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撇开商业试错、在几十年形成的生态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的困难不谈,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软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吗?这些问题美国当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不管软硬,走出去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对此的种种不满,明面上指向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巨额补贴不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方式招致反弹,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去国际上赚钱,反而会帮倒忙。

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 给NASA的Ernst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刊于FT中文网 |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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