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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个金融中心兴起的历史故事和现实意义

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尤其是现代银行的兴起,政府债券与纸币的发行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变革,对当时中国的货币财政制度与政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场革命会源于一个政治极具动荡的北洋时期?


2018年4月13日,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21期“鸿儒论道”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邀请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常任副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马德斌,他通过新的方法和数据史料,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货币演变、公共租界、海关与公债等角度深入剖析了上海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历史故事及现实意义。


他首先回顾了中国货币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古代的中国很早就认识到了货币的价值来自于交换功能,在纸币的使用上曾领先世界,如北宋的交子、元朝的中统钞和明初的大明宝钞,但当时缺乏相应的货币发行监督控制,每种纸币的发行最后结果都是超级通膨,导致纸币信誉的崩溃。明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及来自拉美的白银进口,及明代一条鞭法的税收改革,使银两和西班牙银元成为中国的通货。18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也部分得益于白银流入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增加的刺激。但十九世纪后鸦片的流入带来的白银外流,在中国引起了通货紧缩和以银为本位的税收危机。马德斌认为,虽然当时有像徽商出生的户部官员王茂荫提出可以通过货币体系的去银化来解决,但当时清政府已经对纸币极端恐惧,清政府的解决方案的一个结果就是鸦片战争,所以说鸦片战争也是一个的货币战争。


他补充道,而同时在17,18世纪的欧洲,金融货币制度发生了腾飞。17世纪末英国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光荣革命”,催生了 “金融革命”,包括英格兰银行建立、公债制度和二级市场的完善等。货币也从金银双本位演变到金本位,货币总量的扩张带动了英国经济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与英格兰银行并存的还有独立的苏格兰的自由货币银行体系,由私人银行通过信誉发行货币,而上海的后来的外国银行业的兴起也恰恰和苏格兰体系的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有关。


马德斌指出,现代银行的兴起及上海发展成为金融中心都与上海的公共租界有着密切关系。上海公共租界具有特殊性,我们一直提到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但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即工部局也脱离了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成为一个由多国精英商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自治政府,1927年后中国精英商人也加入了工部局董事会。公共租界当然有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烙印,但其精英内部有限民主,高度法制化的制度基础,也成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正是在租界内,中国人发现西方银行的可兑换银的纸币的可信度。而北洋政府时期正是中国现代银行的起步阶段,但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危机,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全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暂停兑现付现,引发所谓的京钞风潮,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张嘉璈利用公共租界不受北洋政府管辖的特殊性,公开抵制停兑,中行上海分行的信誉由此鹊起。1916-1917年是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许多原来总部在北京的银行也纷纷转移至上海。1930年代的上海成为过半的中国与外国银行的所在地,更有说明力的是上海传统的钱庄也从1910年代之后也更多得从原来的南市移入公共租界内。


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名义上隶属于清政府但被外人经营与掌控的中国海关,但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独立的文官税收体系,马德斌强调,正是因为海关通过关税的稳定性,并和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合作,使关税担保逐渐成为整个中国当时内外国债市场一个最可靠的保证。从北洋政府开始一直到南京政府初期,政府也设立各种包容的中立性机构,来维护公债的信誉,导致一个活跃的公债市场,民众对公债具有一定的信心。马德斌认为这些变化促成了一场中国式的“金融革命”,其主要特征为全国性的银元市场的建立,尤其是1933年南京政府成功的“废两改元”改革,使中国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随着银行储蓄与国债的积累,中国纸币的发行量和货币总量出现了飞跃的增长。南京政府1935年对付国际银价上涨的法币改革其实也是建立在金融革命的基础之上。然而南京政府在法币改革过程中将银行国有化、垄断货币发行权,打压民营经济与传统银行业,也为1940年代的超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最后马德斌指出以史为鉴,第一,历史上货币制度与金融中心的兴衰,往往超越单一国家,民族或者意识形态,但却离不开法制信用的可预期性与信息规则的透明性。第二,上海金融中心虽然起源于租界之内,但其成功还是离不开中国精英商人与银行家团体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与创新,所以中国近代的这场金融革命的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国家,社会与个人权力互动与平衡的重大课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韦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徐瑾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对马德斌的演讲做出了评议。

韦森赞同马德斌的观点,认为上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公共租界,租界把西方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带到了中国,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他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税收高速增长,可是中国国债规模却很少。从英美的经验来看,政府的债与货币的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一旦想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就在市场上买国债。他建议,经济下行情况下,如果政府财政赤字不大,可以大幅度减税或发行国债。

梁捷补充道,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商口岸相比,上海的发展除了天时地利外,最重要的是制度优势。如果上海没有真正有效的促进上海金融的发展制度,金融中心的位置一定会动摇,受到威胁的。同时,租界带来的一些城市管理思想和制度对上海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瑾分析了英国公债制度的诞生,认为公债、中央银行、国会以及它的收税机构构成了一个彼此制衡的关系,英格兰银行从一个完全的私人银行变为中央银行,这中间是有一个漫长的制度演化,而不是一开始设定这样做,或者这样对英国国家利益最有利,而是不同的利益在博弈中自发演化形成的秩序。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主持。几位专家和现场观众还就金融改革、租界管理、公债与信用、中美贸易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整理:任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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