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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金融】万广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GDP增长进入21世纪后,在2007年到达最高速度14.2%2012年跌到8%以下,至2016年为6.7%,下行时间已经长达9年。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GDP同比增长6.9%,较2016年回升了0.2个百分点,增速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回升。

可以说,关于中国经济是短暂反弹还是长期持续向好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尤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全球经济面临重大考验。基于这一背景,在315日进行的鸿儒论道上,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展望,贫富差距对经济放缓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再加速的可能性及逆全球化趋势等热门话题进行了解析。

拉动内需是关键

万广华指出,不仅是美国,东欧、西欧也出现了逆全球化浪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全球化的同时带来了中国乃至亚洲的收入分配恶化。那如何摆脱去全球化的困境?解决的方法一是寻找其他的买家,发展亚洲内部贸易,降低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依赖;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内需。

如果从平均水平来看,全球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万美元,中国是9000多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消费潜力,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性。万广华说,但在以前中国所采取的方式是把大量剩余的生产能力和产品通过出口转移到国外去,随着逆全球化的加剧,这种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中国必须在国内寻找出路。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有没有再一次增长提速的可能?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虽然在2011年下降,2017年有所回升。官方普遍认为,经济增速下行是长期趋势,但万广华认为,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根据万广华介绍,从国与国之间生产率的差别来看,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美国则将近12万美元。分行业看,这方面的差别往往更大。比如,在化工行业,中国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即美国的生产率是中国的60多倍;同样在电子行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0%,也就是有10倍的差别。

第二方面的潜力是我国内部的城乡差异。我国的城乡差异特别高,有些年份城市人的平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多,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这巨大的城乡差别也代表了潜力。万广华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不仅使农村家庭收入大幅度提高,也为GDP指数带来增长。

然而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和劳动人口的减少,中国经济似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人口的红利也不是一年能够消失得了,所以我个人不赞同这是一个转折点。万广华分析道,中国的人口将近14亿,全国的劳动人口占比为73%左右,真正的户籍城市化率在39%左右,也就是说农村户籍人口占比为61%

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为6.1亿。而据官方统计,我国有接近2.8亿的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需要5000万劳动力,将这2.8亿和5000万从6.1亿中扣除,可以知道中国农村尚有2.8亿的剩余劳动力。显然,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能够充分有效地投入工业或服务生产,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劳动力质量的视角来看,韩国的数据表明,当人均受教育程度达到10年时,GDP的增长速度才下滑到8%以下;而我国目前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是8年,提高到10年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也说明我国大概还有10年的高速增长期。

中国要把农村劳动力占比从2010年的32%降到20%左右,需要至少10-15年的时间。万广华进一步指出,从韩国、日本、全世界的数据观察,城镇化率要达到70%-75%,经济增长速度才下降,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真正意义上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45%

在万广华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中期是有回升潜力的。虽然经济学界提出的原因包括人口红利的消失或老龄化问题、债务问题、结构失衡问题等等,但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导致2007年或者201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下降的根本原因。

他将中国经济比喻为一个快速跑步的人,突然跑得慢了,首先要确定降速的节点,然后去弄清楚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了什么事件,同时弄清楚这些事件的影响,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找原因。

因此他指出,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是造成了我国外部需求丧失的原因。之后的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连续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并产生叠加效应,使得经济增长出现下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真正的政策目光应该是增加内需。他不赞同使用类似于2008/2009年的刺激手段,也对常规方法——减税持有不同意见,减税能否惠及普通老百姓是个问题。

缩小贫富差距

在上述情况下,怎样才能拉动内需?万广华表示,要重点关注不均等问题的解决,即如何让更多人群扩大消费,低收入与高收入人群消费有很大的背离。

胡润榜显示,早在2012年,中国个人资产超1个亿的已有6万多人;2014年,中国家庭资产达1000万的个数已超过家庭资产达100万的个数。可见,中国既存在着绝对的富裕也存在着绝对的贫困,按国家贫困线来计算,人均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口有1.28亿,占比在18%左右。

万广华解释,这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所有地区,甚至所有行业都能抓住机会成长,因此带来了不均等的上升;第二方面是国有企业的优势,中小企业受益较少,从而也造成了不均等现象的加剧。

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分配,不均等会降下来,但令人疑惑的是,财政转移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万广华发现,这么快速上升的不均等必然会带来隐患。近年来在国际上随着不均等、贫富差距的上升,犯罪率会提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将更加严重,甚至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

那么如何让富人愿意花钱,穷人有钱可花呢?在他看来,首先要解决城市偏向问题,即相对于农村,国家在市场、政策等方面更倾向于城市发展。

城市偏向的另一个证据是特别高的城乡收入比,有些省市甚至在5倍以上。万广华指出,如果把全国的不均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和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另一部分是农村与城镇的差异,这个比值除了少数年份为50%左右,大部分年份都在60%-70%。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分化,完全是由城乡差异引起的,跟城镇内部或农村内部的不均等没有本质关系。

不均等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又带来很多问题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万广华主张,通过初次分配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不均等问题;在中国,就是需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即无条件推进市民化。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市民化实现之前,盲目地进行财政转移尽管有可能带来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并不能带来中国需求的增加,进一步伤害增长。让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一方面能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从分配机制上缩小差距。

中国有潜力进一步恢复增长,至于到7.5%还是8%大家可以讨论。但恢复增长的关键是内需,我们不能再依靠外需了。第二在长期,我们仍然要致力去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这与全球的收入分配问题紧密相关。因此万广华建议,即便是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其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

最后,他表示中国的内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贫富差距的影响。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内需无法大幅度提升。这就要求无条件地尽快地推进市民化,包括在上海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

《中国房地产金融》 | 记者:洪静 | 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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