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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

中国GDP增长进入21世纪后,在2007年到达最高速度14.2%,2012年跌到8%以下,至2016年为6.7%,下行时间已经长达9年。刚刚过去的2017年,GDP同比增长6.9%,较2016年回升了0.2个百分点,增速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回升。对于中国经济是短暂反弹还是长期持续向好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2018年3月15日,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19期“鸿儒论道”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邀请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他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展望,贫富差距对经济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再加速的可能性及逆全球化趋势等热门话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  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回升

万广华首先从劳动生产率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与美日韩相比,中国一直在追赶,增长也很快,但至今仍存在一定距离,尤其在化工、石油产品等细分行业的差距更甚,比如,中国化工行业的劳动力人均产值只有美国的1.5%,电子产品行业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大约是美国的10%。所以中国在生产力水平方面仍有巨大的提升潜力。

其次,他指出中国内部多方面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生产要素差异等。他具体分析了几大生产要素与美日韩三国的差距。对于劳动力而言,万广华认为,最大的提升空间在农村劳动力占比上。当GDP增长降至8%时,韩国农村劳动力的占比是20%,同样情况下,中国在2010年时农村劳动力占比为32%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当这个比例小于20%之后,两国经济才出现增长放缓的情况。所以按照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占比每十年下降8%至10%的历史数据推算,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比从32%降到20%左右应该到2025年左右。在劳动力质量方面,当GDP增长降至8%时,韩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左右,而我国2010年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年,根据历史数据推算,中国大概还有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在8%。所以从劳动力结构来看中国仍可以优化,存在发展空间。

此外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参照日、韩的数据,两国增长速度下降时城市化水平大致在70%-75%,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不均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万广华认为分配不均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问题。目前外部需求依然疲软,中国真正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增加内需。增加内需,需要解决中国的不均等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均等。他指出,城乡差距在中国整个不均等的比重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了50%,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他认为,二次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途径,真正需要做的是无条件推进城市化,只有在真正的城市化前提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才能带来中国内需的增加。

  •  逆全球化趋势下更需刺激内需

如今逆全球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好似来势汹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便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诸多举动显示着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变大。万广华认为,如果想要解答为何要反对30多年前美国人曾经推动的全球化,只需要明白两个基本问题:是否可以从全球化之中获利;如果获利,那么其运行机制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还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理。

全球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中国的层面,它确实带来了收益,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劳动占比不断下降,也带来了不均等的上升和分配问题。中国的经济如果想出现再次加速增长的状况,需要进一步刺激内需或者外需,就目前形势来说,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刺激外需的难度,不确定性很大。而在刺激内需方面,中国还是有很大可以发挥的空间,刺激内需则要在减轻严重分配不均上面下功夫,无条件地推进城市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范子英,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对万广华的演讲做出了评议。

陆铭从供给方因素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他指出:第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是不是顺应经济增长周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据。2003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而实际上2003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期,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长期以来存在供给侧结构性的隐患,不是来自需求侧的。第二,一些需求方面的制约因素其实来自于供给侧和制度,如户籍制度、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需求。第三,在尊重黄金率的前提下,中国仍然需要投资,通过消费率的提高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长期来讲追赶发达国家人均资本的速度实际上会更快。最后他总结道,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潜力,但这些潜力的释放必须依靠改革。通过体制改革去除掉生产要素市场上的扭曲(如金融抑制、户籍限制等),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经济增长,也可以更好地分配。

范子英从税收角度分析了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推动增值税的改革可能增加消费。增值税占中国税收收入45%,这个税种加在价格上面,税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把增值税的税率三档变为两档,这会下拉增值税的税率,减完价格会降,这可能是增加消费的一个途径。另外,他指出中国的民营投资和中国的税有很大关系,如企业增加投资,需要购买设备,设备税的抵扣需和销售直接挂钩,经济下行情况下,增加投资非常占融资,绝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做,这次政府报告中提到了加大一次性抵扣的力度,这是比较利好的消息。

章奇强调了政府治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产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保护企业家的私有产权。企业家在短时间内所创造出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的提高以及他们的溢出效应让贫困地区的人获得了更多的商品和就业机会,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可能要比从需求侧入手的作用大得多。这个不是简单地把中国经济中的计划经济痼疾消除掉就能实现,而是必须通过改变政府的治理思路才能带来效果。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几位专家和现场观众还就房地产税、贸易战、户籍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整理:任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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