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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金融】陶然:中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过去近30年间,中国经济的转轨与高速增长引起国际关注,并日益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一位研究者拉莫十年前就宣称,属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据他所述,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系列政策组合之上,包括强调研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等,以及政府在协调国家内部发展和参与全球化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无疑就是把西方的照搬进来。201712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论道”收官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院长陶然教授结合国内六十年的发展,从政府和企业之间、产业和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析并得出经济发展上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且是比较中性的。在他看来,“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需要改革并打破垄断。

从效仿到学习

“中国模式”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压制轻工业和农业,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发展人民公社。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摇摆,大跃进就是一个分权型的重工业化过程。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轨。首先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政府跟农村之间的关系,同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解除轻工业进入管制,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得到发展。这一过程中内生出了价格双轨制与分权的财政承包制。

这样的模式虽然创造了增长,但也从另一方面滋生出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习东亚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上又走出一条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道路来。相似之处包括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集权治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亲商与反劳工体制,同时政府采用包括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政策工具进行援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强大动力。

“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陶然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过度依赖投资,二是出口导向。近几年,东亚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30%,中国占到40%-50%;中国30%-40%GDP依赖于出口,在大国中也属于“异常数”。其结果是没有和日本、东亚四小龙国家一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收入不平等、人口素质低下、产业结构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破除垄断

陶然分析,产生这种“极端版”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第一是上游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行业国有行政性垄断,第二是国有银行为主体金融体系的金融统一垄断,第三是地方政府统一垄断。

“行业国有行政性垄断”是指1990年代后期央企“抓大做强”,能源原材料行业基本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提供原材料价格高、供应少;“金融统一垄断”是指资产抵押、利润率都由国有银行决定,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无形中为行业发展制造阻力;“地方政府统一垄断”是指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来投资,在土地、基础设施等方面竭力降低成本,埋下了征地、劳工、环境污染等方面一系列隐患。

陶然补充道,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垄断的做法,是源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政府从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了征税者,带来了日益激烈的区域间制造业招商引资竞争。

2002-20083万多亿元外汇储备很快被迫积累起来,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对冲发20多万亿元基础货币,而且基础货币基本上全部分流到股市,第二主要在一线城市。”陶然认为,这也是造成现在北上广房价部分泡沫化的原因。这些问题蔓延到整个框架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政府再进行新一轮的刺激,造成了恶性循环。

面对如何破除“三大垄断”,陶然的看法是虽然一直都在尝试,但进展较慢。陶然在《对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提出,中国当前经济要达到最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去杠杆中有效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首先在“去杠杆”中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次应创造有利于打破央企行政性垄断的政治条件与经济压力;最后,要在土地、财政及教育、医疗等民生政策领域推送向地方与市场分权的“双轨制”改革,从本质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陶然建议,在突破央企的行政性垄断方面,应根据国际及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同步、甚至更快地实现对内开放,切实降低相关行业的进入管制。为此,中国应更明智地选择自贸区改革的突破口,不应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这类风险较大的金融改革为主,而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有助于打破国内相关行业行政性垄断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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