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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行业现状及转型的可能方向

医疗行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消费结构转型,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质量要求的变化超过了医疗服务的转型速度,导致医患矛盾频发。另一方面,从经济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确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求各地医疗费用增幅不能再超过10%;新医改也以控制费用、降低药价为目标,医院收入的增速也开始快速下降。但同时,“互联网+”及新技术也为医疗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2017915日,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11期“鸿儒论道”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博士分析了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探讨了未来医疗行业转型的可能方向和路径。


朱恒鹏指出,近些年中国医疗市场快速增长,201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6.2%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79.3亿人次,人均门急诊5.8次,已经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持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2.27亿人,年住院率为16.5%,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超过国内北京、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总体上看,门急诊量和住院量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增长空间;这就意味着一二级医疗机构的业务扩张和三级医院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相关数据也表明,基层医院的萎缩和三级医院的虹吸现象越来越突出,从2009年到2015年,基层执业医师占总数比例减少了4.5%,社区、卫生院的出院人数占比和急诊人次占比呈下降趋势,而三级医院的费用占比和人次占比则持续上升。促进医疗费用和医保支出合理化均意味着控制和缩减三级医院规模,一二级医疗机构的发展和提高是关键。

针对频发的医患冲突,朱恒鹏认为医患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民群众对就医品质日益提高的要求与公立医院越来越落后的医疗服务态度之间的矛盾。他建议首先要承认医疗是服务行业,医患关系是交易关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是医疗服务,而非健康和生命。其次是通过自律,如职业群体自治(同行监督、同行背书,职业内自律)获取大众信任。最后仍需推行医疗行业的变革。

朱恒鹏最后分析了宿迁医改、兖州区中医院改革等案例,指出变革来自创新而非改革,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可行的转型路径。他提出了几个预判:“高人才壁垒+重资产”医疗服务项目,市场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普通医疗服务分散化、连锁化程度提高;不管公立还是民营,新建大型医院均难有发展机会;医院的小型化,意味着专业化分工(专业的检查检验中心等等)的机遇,分工互联的网络化模式发展空间巨大。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系主任封进教授,复旦大学浦东预防医学院执行院长严惟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张录法副教授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对朱恒鹏博士发表的演讲做出了评议。


封进教授认为医改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欧洲、美国哪个国家都存在疑问,到底医疗体制需不需要营利性医院,还是需要公立医院,很多国家会做研究,比较不同的所有制医院成本差异、费用差异、质量差异等等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是所有制是不重要的,竞争是重要的。当这个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所有制,它的医疗价格、医疗成本、医疗质量差异不大,前提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中国医疗行业竞争性,不在于多一家民营医院、少一家民营医院,而在于公立医院没有自主经营权,如何破除对公立大医院的用人权、定价权的限定,这是最优先要改革的。

严惟力教授认为医疗健康产业是天然的信息不对称行业,医患之间,不同层级的医院、医务人员之间、地区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具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潜力,能成为未来资本投入的方向。可以从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医疗上着手,利用信息化和计算机技术以及商业模式使卫生资源或者医疗资源、健康资源更加均等化。他认为,中国的医疗改革方向决定了未来的健康医疗服务市场一定还是公益性为主体的,所以要涉足健康医疗产业一定需要跟政府合作。

张录法副教授认同朱恒鹏博士关于创新影响变革的观点,他补充到分级诊疗推行不力,智慧医疗也许就是破解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抓手。当前的智慧医疗,主要解决患者体验,比如挂号预约、便捷支付,但是深层次的预约,比如CT预约、B超预约还不行。智慧医疗未来的重点是为医生服务,现在已经有一些应用,但还是很浅。作为产业来讲,他认为未来我们要基于大数据,与医生的临床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医生诊断做辅助服务,甚至未来部分代替医生服务。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助理院长聂日明主持。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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