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观点

童工为何不能避免?

傅蔚冈 / 2017-8-25 9:45:32


《卖报歌》的旋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估计都不陌生,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只是熟悉这里的旋律和第一段歌词“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简洁明快,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这首歌其实是控诉报童的艰难生活:“耐饥耐寒地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卖报歌》的原型是一位名叫“小毛头”的卖报女孩。当这首歌的作曲者聂耳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10岁。她姓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说起来聂耳和她的认识也是非常巧,根据《语文》A版四年级上册是这样写的:

那天“小毛头”饿得头昏眼花,摇摇晃晃的时候,一辆电车靠站,一批人从电车上涌下来,“小毛头”被撞倒在地,头上起了血泡,手上的报纸散乱一地,“小毛头”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时一个陌生的叔叔帮她拾起了报纸,还扶她起来,把弄脏的报纸都买走了——这人就是聂耳。

用现在的视角来看,10岁不到就上街以卖报为生,毫无疑问“小毛头”是一位童工,招募童工是一种应当被禁止的行为。从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三条规定: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其身心健康,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允许其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同时在第二条也明确指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下统称使用童工)。”

当然,在上个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童工并不违法。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一股欢迎使用童工的思潮。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济贫法》曾允许贫穷的儿童进行“无约束”的劳动,目的是消灭闲置人员和减少国家负担。很多美国人也一度信奉“应该让孩子早一点工作”的思想,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曾说过,“是制造业使儿童成为更早变得有用的人”。在清教徒劳动光荣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普遍相信,儿童懒惰就是犯罪。

有数据显示,1900年,美国约有170万年龄不满15岁的儿童在工厂劳动;在19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00万。童工的工作范围非常广,他们卷香烟,在工厂干活,在纺织厂卷线,在矿山工作或是装罐头。美国记者路易斯·海因的镜头拍摄了二十世纪前十年童工的照片,这些照片,触目惊心,并引起了公众对童工问题的讨论。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让人过早的参加劳动并不道德,同时还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研究指出,人们在情感方面的基本自立与其他四个中间需要密切相关:儿童期的安全感,良好的亲情关系,物质及精神上的富足。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期间缺乏关爱、缺乏安全感,并且在经济上一无所有,那么就会对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也正是如此,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都在呼吁禁止让儿童过早地参与就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童工委员会于1904年成立,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游说各州颁布禁止童工的法令。在它们的努力下,到1910年时,美国已有40多个州通过童工立法或相关法令,限制儿童的最低雇佣年龄。1938年,总统罗斯福签署重要的《公平劳动者标准法案》,对就业的最低年龄作出详尽具体的规定。

二战以后,禁止使用童工的主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支持。1989年11月12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联合国层面通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9月2日生效。该公约明确指出“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受到保护,以免受经济剥削和从事任何可能妨碍或影响儿童教育或有害儿童健康或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的工作。”当然,国际社会涉及儿童权利的法律文件早在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就已经提到“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

如果说《世界人权宣言》对儿童权利只是寥寥数语,那么《儿童权利公约》则是包罗万象了,列明了各国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第二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尊重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每一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同时要求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

尽管有这么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上签字,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权利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权利。以童工为例,全世界目前仍有1.68亿儿童在从事有偿劳动,为什么童工屡禁不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穷:家庭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儿童受教育,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保障其儿童。儿童权利公约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它第四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缔约国应根据其现有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并视需要在国际合作范围内采取此类措施。”什么是“缔约国应根据其现有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无非就是说政府要量力而行。

贫穷是产生童工的根本原因。原因并不复杂,但是对于如何减少童工,大家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同。减少童工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延长受教育时间,这样就可以把孩子们留在学校而不是置于工作场所。如果9年制义务教育真的得到实施,那么在中国就不会出现童工了:7岁上学9年以后就是16岁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呆在学校?最大的可能是这些孩子的家庭无法支持他们在学校里正常学习,因此他们不得不早日出来工作揾食。

当然了,也有人会说,政府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来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上学问题。是的,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贫困儿童的失学问题。但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所有的问题几乎都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恰恰更难解决:2015年,贵州的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仅为北京的二分之一不到,初中生生均经费为四分之一不到。


对于很多家庭贫困而且孩子成绩不好的家庭来说,儿童上大学无望,在学校多呆一天就是多一天的支出,既然按照政府的支付不能给孩子提供体面的学习。那为什么不早日出去揾食?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里见到很多童工的根本原因。他们并非是因为很多媒体说的“家长无法律意识”,而是因为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他们继续上学。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执行法律就能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切实的资源支撑。

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要归结到一点:谁来出钱解决童工问题?

刊于UC头条 | 2017-08-24

  • 上海社会认知调查
  • 【鸿儒论道】祝宝良:去杠杆背景下的经济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展望
  • 李步云法学奖
  • 年会热点回顾
  • 研究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