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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场改革,来打破对高速-低效工业化路径的依赖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使各国工业化道路产生显著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在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Maddison 1970)。然而,各国工业化道路各异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共同的经济学规律或是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



2017年5月11日,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03期“鸿儒论道”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邀请到了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CB)高级顾问、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教授来做演讲,伍晓鹰教授用经济学概念和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重新思考中国的百年工业化道路,理解国家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一、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

落后可能会导致一个由政府推动的加速追赶先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利用国家力量跳过一些技术发展上不必要的早期阶段,政府对技术落后、国家安全和福利改善的考虑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动机。对于大国而言,重工业发展的初始成本相对较小。同时,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潜在市场,也往往鼓励大国的政府以国家计划干预的方式,将资源优先配置给重工业部门,以加速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国家和政权的安全也是国家实行积极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最终政府可以走多远,还是要服从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原则。这就是说,经济效率,或者进一步说是包含了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政府干预行为的最终制约因素,尽管生产率极少成为政府目标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中国工业化路径依赖假说

伍晓鹰使用“趋势基准法”,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特别是以印度为参照,探讨了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资源动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增长的影响。

图一描绘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在1950-2010年长达六十年这段时间内的演变轨迹(对数刻度)。在图中,较深色的虚线分别表示这两个国家各自在20世纪50年代的表现所估计的“假设性增长趋势”(对数线性),同时以浅色实线分别表示它们在1950-2010年的实际增长动态。中国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却远远逊色于基于1950年代增长外推的趋势线。相比之下,印度反而要稳定得多,且大体上遵循了由1950年代外推的趋势线。

在近半个世纪的弯路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极其剧烈的震荡。远超出负荷的高起点增长率,反复出现的毁灭性震荡,再有就是以更高速度返回高增长趋势的能力(反映在该图上就是,几个相对短期趋势线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假设的长期趋势线)。这不仅说明可能存在着强大的非市场力量在影响中国经济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且能够反复以更快的增长率去克服冲击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说明中国1950年代所赖以增长的基础可能被严重地低估了。


三、中国的百年工业增长曲线

伍晓鹰将主要工业产品或产品组通过投入产出表加权建立的1949-2009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和章长基的同样根据主要工业产品建立的1912-1949年工业生产指数链接起来,尝试构建了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其结果惊人地显示了1949年前后保持着历史连续性,一如估计的指数所显示的趋势那样,尽管频繁的战争、政权的更替,以及政治运动导致了一些巨大的震荡,可中国工业的基本增长路径并没有改变。

为什么这个百年工业增长曲线给出的路径,有一个近乎恒定不变的高趋势增长率?伍晓鹰教授的解释是,由于不存在市场或者不存在完整的市场,所以不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对基本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评价。当国家力量可以远远凌驾于市场原则时,那么一个强势政府所面临的最终约束,很可能是资源约束而不是效率约束。


四、增长和效率

伍晓鹰使用了通常的增长核算方法和新建立的行业层面数据对中国工业经济在1980-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计,他所估计的这三十年的TFP平均年增长率非常低,只有0.5%。他指出,TFP 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表现并不一致。这表明投资效率经历了剧烈的起伏变化。在改革之前,所有主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无论是否针对经济活动,都导致了严重的TFP负增长。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从此至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的六年时间里,出现了可能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TFP增长。

历史表明,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规划和推动的。一方面是国家力量在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是这个百年工业增长曲线近乎恒定不变的高趋势增长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受资源约束而不是受效率约束的。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是一条高增长路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或参与不但会导致长期资源错配,还会扭曲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从而也决定了这样的工业化路径又是一条低效率路径。

要打破对这种高速-低效路径的依赖,中国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必须从工商活动中彻底撤出,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场制度,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确保所有的外部生产成本得到支付,或者使外部性内部化。



同行评议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寇宗来教授,朝阳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对伍晓鹰发表的演讲做出了评议。

寇宗来教授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到现在有一个特征,政治上相对比较集权,经济上比较分权,但是背后的机制不变的。另外,产业政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里面,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应该和区域政策结合起来看,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央层面,国家把要素往某个行业集中的时候,这个行业必会产能过剩,同时投入的效果无法得到准确有效的核算,而对于省级层面的产业政策,因为有了地方政府的干预和类似省份的竞争,可以得到考核和更优的绩效。

刘海影先生认为中国政府是以强有力的手段,把力量输送给国企和地方政府代表的体系,去进行资本的积累,以这个积累来拉动这些年中国GDP的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资本浪费和无效资本,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急速降低,从2015年开始,我们中国所面临的约束,就是投资回报率低于自己的成本。过去大量的项目是资不抵债,会极大地恶化我们的金融健康,会冲击我们的金融安全,我们应该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把金融安全放在中国经济任务历史里面第一位。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几位专家和现场观众还就政府强力介入,经济周期,人口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关于鸿儒论道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

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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