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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贷纠纷的法律适用

2016年11月22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网络借贷纠纷的法律适用”研讨会在上海举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业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间借贷规模总量约为5万亿,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7500亿元,平均利率36.2%。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借贷利率分别为23.5%和7%。

民间借贷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物,借贷手续及其简便,一般只打借条,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姓名和金额,利率由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在中国这样的金融抑制国家,民间借贷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如此,民间借贷的纠纷也非常多。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的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

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导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借贷的增加,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新近出现的网络借贷平台责任作了界定,区分了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这个规定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在2016年8月份,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和网信办等联合颁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借贷平台的信息中介地位。

当越来越多的网贷平台从事信息中介后,又出现了一些《规定》没有涉及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当平台参与贷后管理向违约用户收取催收等费用时的性质界定以及费率管制等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它是居间服务费、违约金还是债权实现成本?

借贷宝副总裁曾军先生介绍了借贷宝的运营模式,借贷宝主要提供贷前的居间服务以及贷后管理。它将线下熟人间的借贷搬到线上。在贷前,借贷宝平台居间撮合,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发布、获取渠道以及缔约媒介,借款人所借资金亦仅在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通过独立于平台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流转,平台既不参与资金划转,也不为借款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出借人是否出借、向谁出借以及借款额度、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实质性内容,均由借款人自行设置,并自行承担借贷风险。在贷后,平台通过各种方式及途径对所发生的借贷交易进行管理,维护平台交易秩序,保障用户资金安全,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针对借贷宝这一纯信息中介的服务。与会者认为,由于平台不涉及资金往来,只是在其中提供借款信息,具体借款由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自我意愿形成合同,因此平台是提供第三方服务的独立主体,借贷宝不是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由于利息和违约金只限于借贷双方之间发生的费用,所以催收费并不属于利息。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认为,平台作为第三方服务方,可以理直气壮的向用户收取费用,催收费可以视为是贷后信用管理的服务费。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纪海龙副教授认为,《民法》或《合同法》高度讲究意思自治合同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合同是否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禁止性规定,而催收费用是平台和借贷双方在使用条款中有明示,因此合乎法律。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黄韬副教授认为,解释服务费能否被视为利息,无法通过文本来解释,只能通过交易结构来解释。和陆金所等机构相比较,它收取的是担保服务费,但是实质上是利息;但是借贷宝不提供担保,而是纯粹的信息中介,因此不能被视为利息。他强调,根据合同法,像借贷宝这类的合同并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不成立的规定,因此“只要不是强迫的,都是合理的”。

也有专家从合同法的实务角度出来认为,之所以平台收的相关费用会出现法律适用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立法上创造了太多的有名合同,而有名合同很大程度上会束缚我对合同本质的理解。华东政法大学赵渊副教授认为,平台收取费用一旦套上“居间”这个框,我们就觉只会在“居间”的框架里理解合同,但事实上居间本身也可以是复合的,包含很多其它内容。当我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赋予第三人某一种利益、好处甚至某一种权利时,这样一份利他契约是不是可以?我觉得和民法的利他行为并不排斥。

以借贷宝的催收合同为例。当我愿意向这个平台付钱让它实现某种目的,这个合同实际上不只是对平台和债权人有利,同时对出借人也有利。出借人的好处就是信用恢复,让其信用依然可以维持在社会可以接纳的水平之内,不会被平台提交到央行征信中心。从这样一种利他契约的角度来解释,催收收费的模式也可以在合同法上得以解释。

与会者一致认为,催收费用是平台收取,而借贷宝平台并不属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债权债务人的任何一方,所以不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利息不应超过24%的规定。同时,催收费可以作为一种非典型合同中约定的某项特殊费用来收取,根据意思自治的原理,催收费的收取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理应得到法律保护。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与会专家还就平台对信用数据的使用权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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