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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加速时代的金融与企业

本文据田轩教授在第102期鸿儒论道论坛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脱钩的困境与挑战。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有望激发出经济发展的增长新动力。企业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金融与企业创新向来备受关注。

2017年4月6日,在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香港东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淳大集团特别支持的第102期“鸿儒论道”论坛上,田轩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金融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通过对国外顶尖学术期刊的文献研究,带来了金融与企业创新领域的前沿成果

 田轩开门见山的指出,尽管绩效考核在企业运营中是最为常见的手段,它却并不适用于激励企业创新,激励创新的原则应该采用麻省理工大学Manso教授的观点:短期内,对失败需要一定的容忍;长期内,对成功则要有回报这样的组合最能激励企业创新。

根据对美国6本顶尖期刊2000年-2016年的文献梳理,田轩指出,可从微观、宏观、跨国三个层面阐述各种要素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

微观层面上,企业形态(即上市与非上市两种),非上市的公司更易发生创新,因其没有短期压力。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投资总额对总体企业创新有正面作用。对失败的容忍,通过比较企业等待投资的时间作为其对失败容忍的度量,容忍度越高,企业创新越多。并购重组,跨界重组比同行业重组更加抑制企业的创新。其他因素还有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国外机构投资者、银行业的介入、CEO的过度自信、企业的股票流动性、劳动保护法的完善程度、报酬和激励机制、供应链等多种因素。

宏观层面上,产业竞争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曲线呈现倒U型,适当的竞争激励创新,过度竞争则抑制创新。银行业竞争越激烈,越抑制企业的创新。年报的发布频率越高,越抑制创新。税收方面,减税对企业创新无影响,增税却会抑制企业创新。

跨国层面上,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越促进企业创新;信贷市场越发达,越抑制创新。一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法律和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资本国际化、会计准则等都对企业创新有一定影响。


田轩还重点介绍了工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学界对于工会的作用,存在两种观点。“雇员保护主义假设”认为,工会可促进增长和竞争优势,为雇员提供避免恶意解除合同的保护,从而促进创新。“不协调激励措施假设”认为,工会阻碍创新的表现为:研发开支缩减、创新开始后的攫取租金动机、潜在的事后敲竹杠行为导致事前投资不足、工会改变工资分布迫使发明者离职等。

为探寻工会对于创新的实际影响,他与合作者从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1980-2002年的数据库中选取了8809场成规模(参与人数大于100人)的工会选举数据,同时从NBER专利数据库、HBS发明者数据库中选取了“专利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发明者数据”作为创新、发明的衡量变量。

通过断点回归分析(可解决内生性干扰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那些加入工会选举通过率为50%50%为加入工会的临界数值)左右的公司中,一旦超过临界值,企业的创新水平立刻出现明显下滑,并逐年下降

演讲的最后,田轩教授提出,企业创新学术研究随着数据的发掘而发展迅速,同时,企业创新的前沿研究应该具有两个基本方向:寻找更好的外生冲击以解决识别问题;以及寻找更好的变量以深刻描述创新数量和质量。


评议与互动


上海良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光、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原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潘姿博士出席了此次活动,并分别针对田轩教授的演讲内容做出评议。

针对田轩教授“CEO过度自信激励创新”等观点,潘姿老师表示认同。同时,她也提出,在当前的社会,我们需要边测试边学习,培养自己解决问题、了解问题本质的思维,多接触有创新能力的人,学习其思想。

刘胜军指出,企业创新风险高,创新过程比较痛苦,但是创新回报足够多,对创新激励强度也大。搞好大众创新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中国目前国有企业较多,企业提供的平台和福利较好,但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社会则存在太多的负面激励,例如垄断、寻租等。

冯光提出了四个问题,创新是什么?创新如何发生?是否适合创新?能否完成创新?他指出,企业家在进行创新之前,应该先自问这四个问题,比较具有实际意义。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几位专家还与现场参会者就欧洲互联网领域创新落后的原因、美国GVC(政府引导基金)与BVC(银行业VC)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撰稿: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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