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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问题是精确扶贫的应有之义

刘远举 / 2016-11-25 13:54:58

这几天,一则叫做《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的新闻反映了常熟服装城附近小作坊存在雇用童工现象,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常熟是全国百强县,是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众多的地方,黑心的作坊老板或许会扣押身份证,甚至使用暴力,但那种大山沟里被拐骗的媳妇跑了又被抓回来,完全失去自由,陷入严重的暴力中的情况则很难存在。如果细心的话,不难发现,在引起轰动的视频中,被访者是一边在喝酒、吃烤串,一边谈打工的情况。

所以,此次暴露出来的童工问题,并不能想象为无知儿童被拐骗到大山深处欲逃无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其背后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童工问题,在当下中国舆论中有一些争议。有很多人认为,这些童工被发现,被解救,被送回原籍之后,境况反而更差。之前深圳童工被解救后发出的回家吃不上肉的抱怨似乎也在佐证着这一说法。

不过,这种观点看得不够远。童工问题,说白了,就是在幼年开始赚钱和幼年学习成年后赚钱之间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在童年阶段学习知识,培养权利、法律意识,对个体成年后的长远发展有很大好处。教育的正外部性,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远期福利。相反,一旦错过这个学习窗口,成年后很大可能就会陷入低技能劳动中,导致贫穷群体的固化。当幼年学习导致明显的个体与社会福利增加的时候,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年时学习,这种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演化为用童工不道德的社会观念,进而变为公共政策。

所以,童工虽然一时之间似乎受益,但长远来看肯定受损,是个体理性不足与短视。那么,解决童工问题,从根本上看就是要解决个体的短视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强迫性读书显然不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各种方式,耐心地劝说,甚至诱导的方式让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家长去选择读书,而非打工。显然,前提在于当地政府把工作做好、做细。

从操作上来看,也是如此,对于深圳、广东、江苏这样的发达地区,除非实行严苛的外来人口管控制度,否则,政府无法精确到个人管控流动人口,也就无法根除童工。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有多少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失学,则是可以精确到个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关键在于贫困地区。不过,这似乎有点困难。此次事件之后不同地区的不同反应就是一个隐约的暗喻。

应该说,此次视频之后,常熟政府的反应是正确而迅速的。当天8点视频发布后,常熟市立即部署排查,12点已锁定涉事作坊,将工头依法控制。当天下午,常熟市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在全市立即拉网式排查,针对此次服装加工作坊违法雇佣童工的情况,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当日21点,常熟市在官方微博常熟发布上向社会通报查处以及排查情况。第二天,在排查了全市1797家小作坊、163家门店及企业后,新发现疑似童工8名。常熟市将这8名疑似童工和之前的4名童工妥善安置,待事件处理完毕,薪水被讨回后,将他们送回家乡。

如果中国的新闻事件都能得到如此迅速而高效的反馈,对媒体、社会、政府、老百姓都是一件好事。

反观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主角云南,似乎云淡风轻,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据云南《春城晚报》报道,每年都有很多云南人经中介介绍到常熟工作,仅去年就有6000人,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但此次新闻之后,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某种意义上承担更大责任的主角,没有任何回应,似乎和自己毫无关系。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除了自然禀赋、社会观念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区别。毕节的留守儿童、云南的童工、凉山的童工,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一点。失学儿童本身就是政府应该精确掌握的情况,现在,中央提倡精确扶贫,那么,精确地解决童工问题,显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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