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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同城异梦 |“上海社会认知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

2016年9月23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举办的“上海社会认知调查”新闻发布会在上海浦东举行。2016年7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启动了“上海社会认知调查”调研项目,试图以实证分析方法剖析并解读身份认同在社会行为和价值选择背后的影响机制。本次社会调研共历时两个月,最终获得1109份有效问卷数据。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介绍了本次调研的研究背景、问卷设计及抽样、流程控制及数据科学性检验等内容。

聂日明指出,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2015年外来人口占比超过四成,作为社会认同核心组成部分的文化、语言等在本地人中的掌握程度不断下降,然而同时,围绕着地域产生了多个维度的歧视,社会认同反而可能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外地人也面临着“融入社会-抗拒认同”的双重压力。这些歧视与压力,让城市里不同身份的人群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出现分歧,严重影响了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得决策者很难提供一份让大家都满意的公共政策方案。

聂日明对本次问卷设计及抽样过程作了介绍。问卷面向的对象为在上海居住的、成年(年满18周岁)、非学习状态的常住人口(居住时间超过半年)。问卷内容共分为个人信息(年龄、出生地、户籍、收入等)、社会认知(对衣食住行、教育社保等公共政策的认识)和社会评价三个部分,问卷设计听取了国内同行、国内专业调查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媒体界等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在前期开展的预调研过程中根据被访者的反馈对问卷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完成定稿。

为了确保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抽样过程采取了分层抽样和四阶段抽样,第一、第二阶段是概率抽样,第三、第四阶段是非概率抽样,分别是典型抽样和方便抽样。此外,调研设计还兼顾了城郊平衡、地理分布平衡、工作日与双休日平衡,并且排除了人口构成偏差较大的地段,例如大学校区、火车站等地区,排除了非常住人口和学生较为聚集的地方。在地段内具体地点的选择上,选取了超市、咖啡厅和菜场三类典型地点,每种地点的样本数量为2:1:1,基本能较好地覆盖各类人群。

在流程控制方面,本次调研在访前、事中和事后录入三个阶段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确保所获数据的质量。在访前阶段,SIFL首先选拔了复旦、港大社科专业的学生作为访员主体,由专业人员进行系统岗前培训,并制定有详细的操作规范;事中阶段严格杜绝访员作弊行为;问卷录入阶段则采取交叉录入方式、比对并对问卷进行严格筛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最后,通过数据科学性检验,将样本数据与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局年报相关数据进行比照,从性别比例、年龄分布、户籍比例、车辆保有量等几个维度观察,该调查基本达到随机抽样的标准,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结合上海的社保、户籍、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政策,介绍了调研数据的分布情况和初步分析结果。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给年轻人带来了机会。从非户籍人口的年龄分布来看(仅包含已经参加工作的人群),80后是绝对的主力军,而从出生地分布来看,安徽和江苏是最大的人口输入地,分别占非户籍人员总数的24%16%,河南、浙江、山东紧随其后。从出生地类别来看,40%的非户籍人员出生在农村,另有20%出生在县城,仅有13%出生在省会城市,可以说,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的命运,使很多人都能受益。

傅蔚冈指出,之所以将本场发布会的主题定为“何以同城异梦”,就是因为有上海户口的群体和没有上海户口的群体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从数据上看,当被问及如果可以选择不缴纳社保,您是否还愿意缴纳社保时,户籍人群中表示不愿意缴纳的仅占27%,而非户籍人群中则有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缴纳社保。从缴纳社保的目的来看,除了医疗和养老这两大主要原因外,子女教育也占有很大比重,这说明不少外来人员是为了能让子女在上海念书才缴纳社保。

就城市交通情况而言,公共交通依然是市民出行的首选,以地铁和公交车作为首要出行方式的受访者分别达到31%17%,不过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上升,选择自驾车作为首要出行方式的受访者也达到21%。此外,上海的车牌管控制度也会像户籍制度一样将车主区分成沪牌车主和外牌车主,导致有22.3%的拥有沪牌受访者在治理拥堵的政策中选择了禁止外牌车辆进入上海,而拥有外牌车的受访者中仅有1.65%的人支持禁止外牌车进入上海。

在户籍制度的问题上,即便是在本市户籍人群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上海户口对在上海工作生活和子女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选择中,39%的受访者认为最不能接受限制孩子读书,但问及限制外地孩子上学的政策是否合理的时候,70%的非上海户籍受访者认为不合理,而仅有38%的上海户籍受访者认为不合理。

面对上海严格的户籍管控和居住证积分制度,超过50%的非户籍受访者认为自己完全不可能在上海落户,户籍的因素使他们难以融入这座城市。

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傅蔚冈指出,80%的拥有上海户口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上海人,但40%的非上海户籍受访者认为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上海人,二者的认同度分布情况是完全相反的。身份认同对一个城市至关重要,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认同都是软性的文化、传统,例如对纽约的多元化文化的认同,对上海海派文化的认同,但因为户籍在社会管理、权利赋予和社会福利分配中的中心角色,中国城市的身份认同中,户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户籍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非户籍常住人口在上海就业和生活,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这种状态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凝聚力,也严重制约了上海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无法制定何种政策,都会有数量可观的反对声音。

最后,傅蔚冈希望更多的对这项社会调查感兴趣的朋友们都能参与到后续的研究中来,尤其是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把一些有趣的现象用学术研究的形式展现出来,共同为上海的发展而努力。

上海财经大学梁捷博士从社会认同的角度介绍了本次社会认知调查的学术意义和初步研究结论。随着中国城市化深入发展,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比都在不断增加,甚至超过本地人口。这种人口流动和城市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社会认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以上海为例,从本地人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基于语言和文化的“上海认同”正在不断衰弱,但另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员不断涌入给本地人带来的压力,上海人又开始强化本地认同,由此形成了各类地域性歧视。从外来人员的角度讲,一方面他们希望随着居住年限的增加而逐渐融入城市,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融入城市时却遭遇到来自本地人的排斥和抗拒。

梁捷指出,近些年,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通过各种田野实验证明了社会歧视的存在,但这些实验都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研究的都是特定的歧视,目前能够正面地、建设性地研究社会认同和社会歧视的研究是很少见的。因此,本次社会认知调查希望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抽样数据,同时唤起人们对于社会认同,尤其是外来人员社会融入问题的关注。

梁捷博士还介绍了数据分析的一些初步结论。首先,个人层面的社会认同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一是内在因素,即传统社会学因素,包括在上海居住时间、使用上海话的能力等,统计表明,内在因素仍然是决定社会认同最重要的因素。二是外在因素,例如是否拥有上海户籍、是否缴纳社保等,外在因素同时影响多个渠道,也是决定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三是个人因素,例如个人收入、住房情况等,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比,个人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要小得多。

其次,针对户籍是否会影响身份认同这一社会热议的问题,研究表明,相比于没能落户上海的外来人员,那些出生地同样不在上海但已经在上海落户受访者表现出明显更高的本地认同,且经过倾向值匹配的检验后这一差异依然显著。因此,户籍对于上海身份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正是这种积极作用,使得一旦外来人员在获取上海户口时受到严格限制,将阻碍他们的本地认同。

本次新闻发布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马煜婷主持,在互动环节,参与嘉宾还就户籍、身份认同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撰写:郭晓菁、沈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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