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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迷思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再平衡”阶段,巨大的效率损失不可避免。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新的增长动能,对经济的提振效果如何?出口和进口替代哪个更有利于生产率的提升?2016年8月26日,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先生,在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6年第15期鸿儒论道论坛上,就结构转型期的热点问题带来深度思辨观点,并对下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预判。

屈宏斌首先提出了对待中长期经济问题所适用的分析框架。他把学术界已有的各种模型分析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新古典主义典型的增长模型,认为一个经济体在中长期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要素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另一类是二元经济模式,在传统的要素积累之外,还可通过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支持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

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屈宏斌认为在分析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时,应该把两个模型结合起来,亦即要素积累、要素配置和部门资源配置的角度相结合。资本积累与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他认为在中国,部门之间转移资源配置(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潜力最大的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据官方统计,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5%。从周边一些发展较早的国家经验来看,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从现在的55%达到基本饱和水平的70%至75%,还有差不多十五到二十年的过程,其间仍能提供较大的增长空间。

根据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决定因素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无论这一提高是通过要素积累或资源配置中国未来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能否找到办法使得劳动生产率持续保持高增长。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或增长模式转型的说法,主要含义无非有三:

其一,过往主要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需要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化;

其二,从需求结构看,过往的出口导向模式也不可持续,应该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

其三,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结构优化的方向应该是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取代工业。

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屈宏斌指出现在流行的这三类观点,恰是经济结构转型中存在的三大误区。

第一,消费主导未必比投资主导模式更可持续。从需求端来看,这一观点目前为止并不具备任何严肃的理论基础。从供给侧来看,一方面,除非所有的资本存量都是浪费和无效的,投资的增加必定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存量,从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则不具备关联度。实证分析也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历史上,中国在70年代消费占GDP比重约为70%,但经济并没有出现高增长;反之,一个明显的反例则是,美国近年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过度消费引起的。当然,资本积累有一定的制约条件,超过一定程度会出现收益递减现象。但我国资本积累起步较晚,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仍然较低,离饱和还有一定距离,在城市基建等方面还有相当多的投资空间。

其次,从出口导向移向扩大内需的结构转型也未必合理。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说,追赶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并学习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而过去的三十年我国通过引进外资,通过用出口赚取的外汇购买先进设备,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重要渠道。此外,出口的增长对于供应方来说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厂商利用规模经济实现效率的提高。中国目前以接近全球20%的劳动力占有着12%的全球市场份额,仍有一定的空间,而且随着成本的提高可以从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

最后,关于服务业的观点是第三个“迷思”。近几年,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并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很多人包括官方意见都认为这是结构在优化的现象。屈宏斌认为,一方面服务业在工业瓶颈时期保持增长有助于稳定劳动力市场,并保持经济相对稳定;但未来服务业不断取代工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展动力的这一趋势存在着危险。在同样的产出条件下,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更多,但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发展中国家过早的去工业化,用服务业取代工业,会带来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逐步降低,进而累及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一些拉美国家正是由于过早去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速大幅放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谓前车之鉴。我国的工业化占整体就业比例仅有15%,而且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如果就此停止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没有近忧也有远虑。

做完上述分析后,屈宏斌在总结部分给出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也是中国过去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正确路径,包含着四个过程: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和市场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又是以全球化的方式所进行的。从制度层面来说,还应包含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这个路径已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当然,未来还要通过制度方面的建设,扫清发展道路上的一些人为路障,比如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等等,使我们走得更好一些,而不是寻找新的道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和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出席了此次活动并分别对屈宏斌的演讲内容做出了评议。

林采宜针对演讲内容,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首先,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在人工智能的大潮下,被替代率相对较低;其次,投资好还是消费好,不能一概而论;第三,出口还是内需,是由国际市场分工格局和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改变所决定。她认为,增长的绝对速度真的没这么重要,合适的速度才是最好的速度。

邵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的、追赶的、开放的经济体,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时参照系是很少的。已有的经验在动态的环境变化中面临着一定局限性,简单的学习和模仿可能会带来“安娜·卡列尼娜效应”,掉入新的陷阱。中国目前亟需解决的是激励和分享机制,调动民间投资的巨大潜力,优化现有的社会资源配置。这两大问题的解决,结合以前成功的路径,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还能持续10-15年。

张军教授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因素就是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很多指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所以还是要重视增长。在谈增长率时,还可以引进相对增长的概念加以分析和思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未来仍然面临不小的增长压力。一方面,更多更紧迫的结构性问题存在于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状况下行带来的外部冲击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要谨慎调整。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经济结构的转型有一个必经的过程,不能轻易跳过。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近两百位听众与会。在互动环节,各位嘉宾还就留守儿童教育投资、投资回报率下降趋势下的基建前景、房地产价格调控等话题展开了探讨。傅蔚冈博士也指出,经济增长对于老龄化社会、对于代际平衡都有重要的意义。

【鸿儒论道】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撰写:郭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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