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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二战后,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从低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如今正面临“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那么,后发经济体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实现“经济赶超”?2016年7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博士以《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为题,在鸿儒论道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通常的经济周期,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有四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以50-60年为周期的通用技术创新周期,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15-25年为周期的人口流动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以7-11年为周期的设备更新周期,被称为朱格拉周期,以4年左右为周期的商业周期,被称为基钦周期。

根据经济增长类型不同,刘培林以发展阶段为视角将经济体分为四种:前沿国家,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中途追赶失败型经济体与起飞失败型经济体。

基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可以归纳出一种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周期形态,即“追赶周期”。它包括如下几个阶段。首先,人均GDP处在低速增长(低于发达国家平均2%的年增长率)中的低收入国家经历经济起飞,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此后将经历20-30年的稳定高速增长;最后在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或地区都依次经历了上述“追赶周期”的几个阶段。因此,根据已有的国际经验研究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既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也有助于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与前沿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呈现出三大典型的特征;一是经历过一个倒U型增速形态,即出现过一个20-30年的人均GDP高增长平台期;二是人均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同样呈倒U型;三是在高速追赶平台期,资本产出效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铁律”明显相悖。当然,迄今为止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案例并不多,许多国家或者迟迟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或者在推进至高增长平台期时中途折戟。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成功的“追赶周期”呢?刘培林指出,不论以低成本要素(如人口红利)还是投资驱动来分析“追赶周期”,都有所不足;而主流的“收敛回归”框架则与“追赶周期”的典型特征有所冲突。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提出的收敛回归模型认为,追赶国家在一开始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后逐步向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收敛。这一理论暗含一个前提:在追赶一开始,追赶国家已经完全掌握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技术。剩下的故事就是通过资本积累达到稳态。这就意味着,赶超国家的经济增速和资本回报率都应呈递减形态。但这明显与赶超国家在高速增长平台期的稳定较高资本回报率不符。

对此,刘培林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思路。他认为,在高增长平台期,高投资与高资本回报率之所以保持很长时期,前提是追赶型国家的持续快速技术进步。在此期间,快速技术进步的正效应大于资本边际递减效应,于是资本回报率可以长时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到了追赶周期后期技术进步的正效应无法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于是资本回报率开始逐渐下降。

讲座的最后,刘培林强调,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周期是相容的,它们叠加起来共同决定了后发经济体的增长和波动。同时,追赶周期的性质和动力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周期,因此不能用传统的反周期政策对待追赶周期。追赶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相应的增长政策。中国当前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其他经济体起飞并进入高速追赶平台期,或许是重大技术突破、结构性改革、负利率之外,把全球经济带出衰退的第四条道路。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浦江金融论坛秘书长李国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王鹏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张牧扬,分别就刘培林的演讲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李国旺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学思想中也存在着“周期理论”,如果能与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将实现彼此之间的互补。他预测,未来中国还将经历近三十年的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阶段,同时政府也要更加善于管控短期的经济波动。

王鹏飞认为,尽管“追赶周期”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速呈倒U型,但也存在着短周期的经济波动。假如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仅仅是短期的商业周期现象,那就应该加大政策刺激力度;但如果是“追赶周期”中的经济增速回落阶段,那么经济政策就应该针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正处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技术进步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将来仍然可能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张牧扬认为,后发经济体在遵循“追赶周期”的共性规律的同时,也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特点。例如在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中国政府直至今天依然保持着自上而下贯彻经济指标和行政任务的做法,国有企业的角色定位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明晰。这导致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讨论中国的“追赶周期”时必须更加重视中国的特殊性。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法律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百余位听众与会。在互动环节,傅蔚冈还与各位嘉宾就“创造性创造”和“创造性破坏”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中国已从短缺型社会进入产能过剩时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供给侧创新的成功意义深远。

鸿道】是由鸿儒金融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法律究院起,得香港英金融集和上海淳大集的支持,周定期行。论坛关注中金融观经济中的各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管者和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

(撰写:沈大伟,贺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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