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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改革与新常态

2016年4月13日,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6年第5期鸿儒论道在上海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以《刺激、改革与新常态》为题,在客观的分析和的基础上,分享了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政策应对及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不足,黄益平认为,增长速度往下走理论上很正常,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就是要往下降。当政府不断被动往下调整增长目标时,信心难免受挫。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一是周期性因素,一是结构性因素。

黄益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里是有一些周期性的因素,但非主要因素。过去出口是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之一。在2000-200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年均22%,去年则回落至-5%。假使全球经济复苏需求反弹,出口有可能恢复到5%-7%,甚至10%,但是要回到持续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则很困难。一是现今中国经济体量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关涉国际政治复杂局面,二是全球化在经历一轮扩张与危机后面临修正和收缩。而在结构性因素或称趋势性因素影响下,中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也在逐渐减弱,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可能保持在什么样的速度?很多主流机构和学者一致认为可能维持在6-7%之间。对此,黄益平则保持一贯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经济有悲观的地方,但其个人觉得不完全悲观,经济崩溃论言而有甚。从经济数据上来说,服务业扩张速度非常快,在经济中比重已超过制造业。即便当前营改增在统计上有一些重组变化,但总体来说服务业发展不错。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消费相对较稳健。

黄益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结构性挑战,就是新旧产业更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保持近10%的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而出口和投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一端是江浙、广东一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外一端是西北、东北以资源为主的重工业。从前的高速增长过度倚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密集型重工业。其次,国内经济两个双轨制造成的失衡。一个是国企和民企的双轨制,一个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这两个双轨制,最后导致了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

中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走?继续刺激还是攻坚改革?结构改革步伐很慢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大家都不愿意改革,都希望最后货币政策刺激。对此,黄益平的看法是,通过刺激资产市场来支持经济增长是有相当的风险。短期内在宏观上去杠杆是很难,微观上要去产能就必须对负债比较高的企业下手。

他认为,最后所有的改革都要落在两个点上,第一点是支持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产业和企业平稳退出,包括供给侧改革里头的去产能。去产能难在两个字:人和钱,即人往哪去、钱从哪来。解决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首先的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僵尸企业。简单来说,就是强化市场纪律。

第二个改革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设计和创造更多的机制,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包括金融改革与创新。金融改革最后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个要创造很多新的融资形式,满足创新和升级的需要。

那么,什么图景符合关于十年后的中国经济猜想?十年前的中国,纺织女工在织机前成排劳作、钢铁工人勤作冶炼、大型购物中心鳞次栉比。然后十年后的中国经济,黄益平展望的是工厂里智能机械代替人工、电子商务和物流高度发达,当然以及可能会面临当前日本社会所经历的人口老龄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潘英丽教授分别就主讲嘉宾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既是供给侧的问题,也是需求侧的问题,更是政府侧的问题。政府不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转变不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恶化,杠杆会越来越高,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还会证明这一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分析把人口因素撇开,但从长期来看人口非常重要。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推动我们经济新常态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首先是供给侧,有适当的人口规模,有更好的人口质量。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的问题,就是重视对物的投资,轻视对人的投资,第二是对教育的投资,第三是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今后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在经济的转型和创新方面,如何让企业、企业家精神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的干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这也是我们一个改革的重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潘英丽教授则建议,改革攻坚,不妨从司法角度给予突破。法学界讨论的改革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譬如在上海陆家嘴成立一个全国金融专业法院、在自贸区建立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市场。法律司法制度的突破和国际市场能够结合起来,推动金融制度、特别是金融正常有效的运行的这个基础性制度的建设能有突破。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现场近200位听众与会。傅蔚冈也就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平衡。政府简政放权,让企业家精神充分得到发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才能给经济更大的喘息和回升空间。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由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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