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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牌照管制如何催生“内鬼车牌”

【背景】近日,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上海车牌拍卖中的腐败案件。据《上海商报》记者旁听庭审后做出的报道: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原上海市某国税局科员傅某某、蒋某某与黄牛陈某某等人,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或涂改、拼接等多种手段,骗取私车额度,致使5000张“内鬼车牌”汽车上街,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2亿元。

上海实施私车额度拍卖(俗称“车牌拍卖”)制度至今已有11年。与北京的车牌摇号制度不同,上海的车牌拍卖被认为是相对更为市场化的一种车牌发放制度。但由于近年车牌拍卖价格持续高企,上海进行了拍卖限价,实施“拍卖者限入、报价限高”,本质上成为“拍卖+摇号”制度。评论人士指出,“你就是愿意花8万元买车牌,却只有不到5%的概率能拍到车牌。这堪称市场失灵+管制失灵。在这个背景下,“嗜血”黄牛自然会和政府部门里的一些腐败分子勾结,搞出这种‘内鬼车牌’。”

上海“内鬼车牌”案件反映出车牌管制发放制度的哪些漏洞和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市场和管制的双失灵?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指出,上海“内鬼车牌”案件的发生,是腐败分子在车牌管制发放制度下的一种权力寻租行为。而寻租空间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车牌管制发放制度下,车牌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和可增值的资产。他认为,要避免市场和管制的双失灵,应该放开车牌管制,通过货币化手段来进行车辆和交通管理。

刘远举指出,在车牌制度上,北京与上海的区别在于,北京的摇号方式追求绝对的公平,“人人平等”,而上海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来达成效率,通过拍卖来筛选出用车需求更强烈的人群。拍卖是一种市场化方式,价高者得,天然会挤压腐败空间。但是,上海车牌拍卖制度实行以来,车牌价格连续上涨,一度上涨到十几万元。政府不能无限任由拍卖价格上涨,因此上海实行了“警示价”制度,对每月的牌照拍卖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目前在七八万元左右浮动。

“最高限价出台以后,去拍车牌的人几乎都出最高价,当出最高价的人数超过了发放额度,就在他们当中再抽签,现在每次大概有4%左右的中签率。所以现在上海的车牌发放也成了一种抽签制度,抽中了再去交七八万块钱。”刘远举表示,“本质上就是用限价去购买抽签资格。”

他认为,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只要车牌发放实行行政管制的抽签制度,车牌就会成为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就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例如,现在上海的车牌在网上报价竞拍,有很多随机因素,网络、硬件、网速、眼速、手速,0.01秒的差异有时候就决定了是否能拍到牌照。所以就可能出现黄牛跟内部技术人员联手抢拍的行为。”他举例。因此,必须要对车牌发放特别是抽签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管,全部信息化管理、全程录像。“现在上海的拍卖制度在限价之下已经变成了抽签制,因此交通管理部门必须有相应规定来严格管理抽签环节,不能再用拍卖思维来应对。”

刘远举表示,对车牌发放实行行政管制和抽签发放的制度,本旨在抑制车辆使用需求,促进交通管理。但管制之下,车牌成为稀缺资源,令车牌具有了资产化性质,甚至会刺激非必要购车需求。现在无论摇号还是“拍卖+抽签”,车牌都很难拿到。所以,无论有车还是没车的人,只要具有摇号和抽签的资格,都先去排队或竞拍。一方面,是由于车牌可出租、可转让,具有实质性的资产价值,拿到车牌以后可以通过转让或出租获利。另一反面,那些没车的人一旦拿到了车牌,哪怕先买个三四万的低档车,可能也会先用起来。所以,这不但不能压制购车的需求,反而刺激了购车的需求。

刘远举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购车人数增加,政府出台一些限制政策是合理的。但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要限制的是路权还是车权?限制汽车总量的措施,其最终目的在于限制对道路的使用权,而不是对汽车的拥有权。如果拥有车牌后,对道路使用成本很低,那么必然会增加车辆的行驶率,减少公共交通使用率,从而加重城市交通负担。

因此,他认为对车辆和交通管理有效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货币手段来进行,放开车牌的行政管制,对道路使用进行收费。例如,向车辆征收拥堵费,对高架公路征收使用费。多使用者多缴费,这样的收费的模式清晰明确,既有利于促进交通管理,也有利于减少车牌发放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财新网 | 记者:孙文婧 | 20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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