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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无国别,效率有差异

刘远举 / 2014-7-31 10:21:48

近日,潘石屹夫妇宣布设立“SOHO中国助学金”,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助学金,其中,哈佛大学获得1500万美元。此消息一出,立即引来争议。

很多人质疑,潘石屹的房地产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但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或中国的失学儿童,而去捐给外国学校?这种观点隐含的逻辑是,赚的是谁的钱,就应该对其承担义务。不过,这种义务观念,并不成立。

错误的观念自然有其来源,在当下中国,虽然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图腾加以崇拜,虽然国家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原理,经济学家更是国家的智囊,经济调控更是完完全全的源于市场原理。但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却往往被一些人视为是政治不正确。

在真正的市场原理中,甲赚了乙的钱,并不表示甲欺负了乙或占了乙的便宜,中国俗话说的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就是说的这个。如果用经济学的经典话语来描述这个道理,那就是亚当•斯密的话:我们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增进了社会福利。这个话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虽然钱是买家给卖家,但却不是只增加了卖家的利益,同时也增加了买方的利益,公平的市场交易是互利的。这正是现代市场的道德基础,也给予了企业家的平等地位。

所以,一个人赚了另一层人的钱,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人承担上了一些义务。自然,赚中国人的钱,就应该优先为中国人捐款的观点也站不住脚。甚至更极端一些,潘石屹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关外人的事情,旁人没资格指手画脚。

但是,对潘石屹善行的讨论,不能、也不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这是因为私有财产角度的辩护,不光对捐款行善成立,对千金买豪宅,万金博美人一笑也都成立。把善行与一掷千金满足个人私欲相提并论,辩护退到如此地步,甚至对潘石屹的善行都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旁人当然没资格管,绝不等于没资格说。公众对新闻的评价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如果仅以私人财产为由让公共舆论闭嘴,也许维护了一桩善行,但却损害了比善行更重要、更基础的言论自由的价值观。

那么,慈善没有国界,但抛开国别标准,又该如何评价呢,慈善有标准可循吗?

一笔钱是否用在了刀刃上,的确有效率标准,比如,财政补贴开轿车的或坐公交的。但一般来说,善行却很难说有效率标准。慈善讲究一个善缘,看到身边的流浪狗不忍心,买来香肠喂,你很难指责他遗忘了平时上下班路边的那个乞丐。捐款给北大穷学生,难道能指责没捐给得白血病的救命?善不分大小,一般而言,基于个人生活、时间、地点、场合的限制,善行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效率标准。

不过,随着场景转换,这种非确定性会逐渐降低,特别是那些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的善行,虽然仍然是好的、善的、是个人的权利;虽然仍然没有客观标准,但却很难避免陷入效率争议。实际上,这种效率评判自古已有,古人用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八个字形象地进行了描述。

潘石屹回应质疑,表示助学金是为了资助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的中国贫困学生。那么,这桩善行的效率到底如何?

哈佛的录取标准看重于特长与社会活动,其要求的素质属于资本密集性,中国贫困家庭很难承受,甚至,申请哈佛所需的最基本的SAT培训和考试费用,贫困家庭都很难付得起。即使退一步讲,有极少数的贫困家庭被哈佛录取, 哈佛对于来自于年收入6.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都有完善的资助措施。所以,中国贫困家庭的物质条件几乎不可能支持孩子达到哈佛的本科录取标准,资助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的中国贫困家庭,存在很大程度的误导。无论如何,给出锦上添花的结论并不为错。这个结论并不来自于国别的差异,而是来自于效率的讨论。

正如前面所述,个人一时兴起的慈善,讲究的善缘与善心,但对于理性的、大规模的慈善,效率指标当然必不可少。

在这场争论中,很多人以比尔盖茨基金会的全球捐赠为潘石屹辩护。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捐赠范围不仅限于美国,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慈善项目。但必须指出该基金会虽有帮助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的捐赠,但更多的是涉及疟疾防治、消灭蚊虫、传染病、HIV、肺结核防治、疫苗研发、帮助弱势群体获取教育,大部分都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虽然善行不能比较,但这些捐款无论从效率还是道德、价值观而言,已经处于无可挑剔的最急需、最底线的位置上。反观哈佛学生的学习条件与中国山区失学女童的学习条件,即使善行不能比较,但效率疑议却是明显的。其实,即使是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也不能豁免于公众的评价。所以,评价潘石屹的善行,可以抛开的是国别的偏激,但不能回避的却是捐赠的效率,以及有意无意对公众的误导。

刊于《时代周报》 | 20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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